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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阳光，是指北美革命的性格，温和而耐久;而闪电则指法国革命特色，爆发于黑暗，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迅速回归黑暗。
1787年费城制宪结束，北美革命暂告段落。不出两年，法国革命突然爆发，如闪电撕裂大地。两场革命在时间上挨得太近，以致后人并称为“姊妹革命”。就中国读者而言，我们从教科书上接受的那些历史叙事，似乎也能支持她们的“姊妹”关联：法国革命的导火索王室财政赤字因援助北美革命而发生;《人权宣言》从字面上看，很象《独立宣言》的姊妹篇;领袖人物穿梭往返，托马斯-潘恩先后参加两场革命，拉法耶特援美抗英，毁家纾难，归国后又将巴黎起义中缴获的巴士底狱钥匙回赠华盛顿。就本书而言，作者苏姗-邓恩(Susan Dunn)也沿用了这一“姊妹革命”的说法，却以她的副标题“阳光与闪电”，划开了这两场革命之间的家族联系。作者征引那一时代人大量通信、日记和私下谈话，描绘了另一幅有可能使中国读者感到陌生或意外的画卷。
§§专制一旦和轻浮连袂出现，更能撩拨革命欲火
1789年的三级会议相当于英国的国会，但在法国已经有160多年没有召开。路易16敕令开会，只想据此分摊国库亏空。他没有想到的是，包括他在内的法兰西民族已经遗忘了这一会议如何召开，如各等级代表人数，选举方式，以及会议辩论程序。他只是说了一句要开会，而且是三级会议，后面的事情则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红衣主教布里安在他解职前的一个月，提出了一个宪政发展史上十分善意但也可能是最为离奇的想法。他力主法王邀请法国所有的“学者”，就三级会议如何召开进行一场智力竞赛：会议规模该大该小?三个等级合厅议事，还是分别集会?在权利方面他们是否应该平等一致?布里安显然很开明，他想起了法王遗忘的东西，却和法王一样，忘记了更重要的东西：法兰西是个阴性民族，以文学和妇女时装而不是制度能力领先欧洲，文人多，学者少，思想界基本由文学评论转型而成。此前路易14将全国的贵族大户迁居凡尔赛，以芭蕾、沙龙等浮华消费耗损他们的财富，消磨他们的斗志，捎带着产生了这一时期的法国文人阶层。后者活跃于宫廷前后、沙龙内外，习惯于上流贵妇的衣香鬓影，灵感离不开性感，才情与爱情齐飞，有时为法王怨恨，有时为王后宠护。他们离宫廷近，自认已窥得国家奥秘，如稿纸画板，可以揩出一片空白，再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其实距离政治甚远，始终被排斥在国家管理圈外。不远不近，欲迎还拒，常使文人把剧场栏杆拍遍，为满腔热忱不能宣泄而愤懑。布里安建议一出，这个阶层的灵感与才情、怨恨与愤懑如井喷般爆发，在那个炎热的夏季，法王案头堆起总数达2,500种的政治小册子，这个热爱? ?に?丈跤诔??芾淼哪昵嗳肆⒖瘫缓坪频吹吹恼?紊杓蒲兔涣恕U饩褪撬?那叭渭孀娓嘎芬?5临终时有所预感，却又撒手不管的“洪水滔天”。
壅溃之后，首先冲毁的是闸门本身。专制一旦和轻浮连袂出现，更能撩拨革命欲火。这一点，只要回顾大革命前夕一个细节，奥地利来的王后如何撒着娇逼法王同意把“费加罗的婚礼”搬到宫廷扮演，大致能窥破一二。法兰西确有“悲惨世界”，却是双重的：专制加轻浮，在它的对立面复制出暴烈加放纵，恰如一个苛严的父权家庭一旦松弛，通常能在长子的嚎叫中看到父亲的背影;专制要为它本身封闭太久付出政治利息，还要在历史数轴的相反方向──当它想改变统治时，要为被统治者即债权人也已经复制了它的暴戾性格，付出加一倍的利息。
《陈情表》(The Cahiers De Doleances)是应国王的要求，对国家的状况进行评述而撰写，并印行60,000册。托克威尔事后爬梳这一大宗史料，编完一栏有关民众不满的主题，不禁目瞪口呆：“我带着一种恐怖的心态认识到，这里所要求的是对国家整个法律和风俗习惯在瞬间同时废除。我看到的问题是，法国面临着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诸多革命中最危险的革命。”他发现，政治自由的完全缺失，使得文人对政治事务“不仅陌生，而且盲目”;一些人在进行管理，老态龙钟，另一些人在真空中建立关于政体的理论，高谈阔论，政体领域与观念领域分离行进;如果法国的思想家能够象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有机会参与日常政治，并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一些日常的修补，他们就不必去想象一个全新的制度。不幸的是，专制制度的长期排斥使这些人不得不相信，要么全部──全盘接受过去不正义的制度，要么全不──全盘推翻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架构。文人们当然选择后者。
文人之轻狂当然应归咎宫廷之轻浮，一如文人之盲目应归咎制度之封闭。法国启蒙运动的正面价值，史载甚详，至今尚得其惠，而这一运动与文人的性格联系，则较少触及。这一民族从路易14建立凡尔赛宫以来，精神上就不太平衡。文人从宫廷弄臣而来，至此变异，当然有锋芒，却离不开舞台气，从批判到逃避，瞬间可变，批判时投以意图伦理，逃避时缩回犬儒游戏;这一阶层也是教士之后裔，与后者一起承担教民、化民、牧民之职，不自觉中也承袭后者政教合一之血脉。至新时期，虽与神权王国的政教合一发生冲突，却不知政教分离之民间依托，一旦社会还俗回归人性，新教士则叶公好龙，立刻呼唤人间世界的政教合一。此外，文人凸起于社会之上，而不是与其它阶层平列，亦为法兰西独有胜景。社会以文人为导师，以文人浪漫为前引，而不是以实业、法律乃至技术为动力，以契约精神和程序建制为重心，此一现象，除同属拉丁语系的南欧诸国，在英伦、北美则甚少发生。后者即使有文人，文人并不凸起，而是与社会其他阶层平列。
文人反抗当然有积极意义，难能可贵，却很难产生新型制度及其政治文化。文人多半不耐贴地步行，形势松动，一跃而入无政府主义之迷思，失重作太空舞，可上九天揽月;进入政治实践，则在反抗中复制对方，在革命中再拥戴一个国王，可下五洋捉鳖。王权制度被改造之前，他们时常在这两件事之间周而复始：要么是带球越界，以文学飞腿狂踢政治之“门”，空许一个乌托邦，这时叫“文学启蒙”;要么是被强行清场，于是退缩到场外玩一段圈子里的击鼓传花，鼓停处，总有奇花暗放，这时叫“巴黎纯文学”。文人本身是病，不是药。文人凸起通常标识社会患有炎症，却因其红热而具艺术性之外观。他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唤革命，若革命来不及发生，其吟唱载入史册，或为艺术之瑰宝，或为抗议之结晶，所谓病蚌生珠;革命倘如期而至，文人中最激烈者第一天允诺民主，第二天扑杀反对者，第三天就变得比专制还要专制。
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人性光明的尽情讴歌，翻过比利牛斯山到法国，为法兰西文人所接受。先是放大为对人性的无限信任，以人性至善之乌托邦代替人间制度规范，而不承认人性另有幽暗一面，当应以恶制恶，以权力制衡权力。一旦发现人性并不纯然是至善，则号召以革命手段改造人性，当人性拒绝改造，则立刻翻出与人性为敌，对人性无情镇压的狰狞一面。大革命对人性的这一内在矛盾，前一面表现为初起时一飞冲天，1789年8月4日一个晚上就宣布废除此前沿袭千年的所有封建特权;后一面则表现为对人性的恐惧与镇压，1792年至1793年，一年内有17,000人被推上了断头台。
§§霍布斯与卢梭：几何与美学的差别
近代自然科学与文艺复兴同时代出现，却与人文诗性从一开始就不和睦。哥白尼所代表的太阳中心说既挑战教会地球中心说，也威胁文人们的人类中心说，不仅激怒教皇、教士，同时也激怒但丁一路。自然科学在近代的活动，对教会禁欲不利，对诗性解放也同样不利。教会禁欲，曰“救赎”，以神写创世记，以神救赎人;文人纵欲，曰“解放”，以人代神，还是继写创世记，只是在神的位置放上人，人可“救赎”人，“解放”人，“改造”人。教士与文人都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地位，这一地位恰为自然科学所颠覆。后者对人类中心与人性的自然描述，扩展至英伦，发生苏格兰启蒙活动之低调性格。霍布斯之政治学说从几何力学而不是诗性人学推测人性不可轻信，掌权者人性更不可轻信，“权力之扩张本能只有在碰到另一权力扩张时才能停止，恰如物理世界的物体运动”，由此发生权力分立与制衡说。其思脉与其说接近但丁、彼得拉克人文诗性一路，不如说接近哥白尼、牛顿几何物理一路。霍布斯也研究人，琢磨人，但开宗明言17世纪是几何的世纪，对比利牛斯山那一侧倡言该世纪是“人的发现”，似乎故意冷落。其代表作《利维坦》从几何公理推理权力运作，与其说是人的“发现”，不如说是以人为题的几何逻辑练习簿。同样是两国近代政治学开山祖，霍布斯与卢梭的差别，是冰与火的区别，几何与美学的差别，逻辑与诗意的差别，恶始善终与善始恶终的差别。前者或许消极，不敢谈人间天堂，不“救赎”，不“解放”，不“改造”，却能避免人改人、人造人的活地狱;后者冲天而起，拍板叫天堂，却先走一段人改人，吓死人，也杀死人的地狱路径。后世所谓英美分析与欧陆演绎，经验归纳与先验独断，逻辑实证与“诗意地栖居”，可能都烙有这一早期分歧之烙印。
而史家至今称法国为“启蒙运动”，不以类似概念称英伦与北国，也是无意，无意中留下的间隙，却比有意刻画更能透露历史消息。英国革命前，苏格兰壁炉边只有三两个思想家窃窃私语，不能称“运动”，至多称“活动”;而美国则几乎记录不到革命前有纯粹观念活动，迹近于无。法国不仅“有”，而且有“深度”，把政治改革延伸入人性改造，时间长，受众多，大规模文学化，确实应该称之为“运动”。就启蒙及其文人性格而言，美国“无”，英国“有”前一半，无后一半，法国则是二者兼备，“大而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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