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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4年《学术月刊》发表杨春时的文章《走向后实践美学》，历数实践美学的十大缺陷，推出超越美学。超越美学(也被实践中心主义学术场统称为后实践美学)主张超理性、超现实，推崇精神追求，要求生存个性化。超越美学延续了康德美学思想，注重情感，追求非功利性的纯精神享受。与日益崛起的大众文化相对照，超越美学过于高雅而曲高和寡，表现出了乌托邦式的审美梦幻。但正是物以稀为贵，保持精英、砥柱姿态的超越美学，以纯净的清流力量不断引发社会价值底线的重新设定，其效用虽小，却在持续坚韧地澄清血液，成为现代人伦道德僵化的清凉解毒剂。超越美学反对单一理性，注重情感的培养与生成。康德将人的心理机能划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美学属于情感判断领域，康德此举与其说奠定了美学学科地位，不如说强调了哲学中的情感研究，承认了非理性存在的合理性。后来叔本华、尼采等人正是在非理性的基础上陆续发展了意志学说。20世纪以来，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思潮等学派轮番打击单一理性，彻底摧毁了古典时期的理性骄傲。虽然这种非理性的扩张远远超出情感的培养，但情感在生存中的地位借着非理性思潮的崛起也上升不少。中国自新时期以来，冲破政治理性的绝对禁锢，渐次生成经济理性的社会导向维度。“1987年后的中国，一切行动大致是以经济的名义。这个时候，政治是经济化的政治、文化是经济化的文化。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系统都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来显示自己掌握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性带来了丰硕的物质成果，也暴露了功利性的缺陷。21世纪唯功利性带来的社会隐患更加突出。小悦悦事件便是功利性目的价值的毒瘤发作。2011年10月13日，广州佛山市2岁的王悦被两车相继碾压。7分钟内，有18名路人路过，竟都视而不见，漠然远去，最后还是一名拾荒者上前为孩子呼救。
小悦悦事件挑动着国人被经济理性遮蔽、压抑的情感神经，引起了网民的广泛讨论，并形成形形色色的意见。大部分人指责路人的冷漠，忧虑国人对他者生存状况漠不关心的情感麻木状况，呼吁民众道德良心的苏醒，其中也包括强调父母对孩子的关爱与责任。大众热心捐助小悦悦，给予小悦悦父母各项关心，佛山市民在事发地点悼念“小悦悦”，宣誓“不做冷漠佛山人”等事件似乎表达了国人愿意改过自新、重整旗鼓的决心。但依然有些方面的反应透示出事件的余波隐患。首先是主流方向的反应。因为此事件受到国外媒体关注，官方发言人担心会“有损中国形象”。对事件的政治性捕捉专业而敏锐却未超出功利范围。接踵而来的怀疑事件为骗局，质疑捐款去向，甚至质疑救人的拾荒老太为炒作等讨论都显示了国人理智性的冷静与冷酷。人们似乎越来越不相信无功利付出的善意。与之相对应的南京老太被撞事件中，法官排除人性善意与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理论论证———“撞了，所以会扶;没撞，怎会扶”———同样反映出国人越来越功利的行为心态。这种情况下，超越美学的提出与发展应是迫在眉睫。超越美学以“超越”为中心，提倡超越现实、超越功利的生存方式。要求人们超越功利的生活信仰实际上是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价值标准。它包括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的孔颜之乐理论支持。与边沁、穆勒、弗洛伊德等人将人性归为动物性的返璞归真不同，康德、马斯洛等人文代表所主张的自由意志、高峰体验等较为崇高的价值指向，给予了人类行为更高尚的期待，昭示着人类有与现实功利相抗衡的崇高力量。而儒家将人性定为善的传统，便是一开始在人与非人的界限中，以对“非人”行为极度蔑视的姿态保持了人性善的绝对地位。这种对人性的高度依赖与赞赏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社会实践具有冲击力。
一、制度约束失控时，自我调节人们的行为方式。2011年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再度回顾了那段制度约束丧失的沧桑历史中人性的自主选择。当法律、法规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噤声失语时，人类的期望不是只有人性吗?看似不现实、乌托邦的理想幻想，却是秩序紊乱时人类的唯一救赎。如果这样，我们还能轻描淡写地指责超越不过是不现实的理想幻象吗?毕竟，谁又能保证权力的博弈能永远持平，如果它再次全球性地失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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