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的法治改革及其思想基础，高拱的法治思想不仅为其法治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对于今天我们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高拱(1513～1578年)，字肃卿 ，号中玄，河南新郑人，明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隆(庆)万 (历)大改革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自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后，先后任礼部尚书、大学士 、吏部尚书及内阁首辅等要职。在他执政期间，特别是隆庆三年(1569年)任首辅之后，针对当时法弛刑滥、司法腐败的诸多弊端 ，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法治改革，成效显著。他还对法的价值、司法原则 、司法实践以及礼法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形成 了丰富的法治思想 ，为其法治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高拱的法治思想不仅在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实行的依法治国方略也具有借鉴意义。然而，400多年来，鲜有对高拱的法治改革及其思想进行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对高拱的法治改革、法治思想及其借鉴价值加以初步探讨。
一、嘉、隆之际的法治腐败与改革法制的呼吁
明中期是我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 ，也是明王朝统治 日趋腐朽 、危机四伏的历史时期。时至嘉、隆之际，明朝法治之腐败已呈现出积重难返之势。其主要表现：
一是有法不依 ，执法不公。嘉靖末年，高拱奏上《挽颓习以崇圣治疏》，把当时的各种积习归纳为“八弊”，其中之一就是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的“坏法之习”。奏疏言：“法者，天下所共守，而不容毫发易者也。自通变之说兴 ，而转移之计得。欲有所为，则游意于法之外，而得倚法以为奸。欲有所避，则匿情于法之内，而反借法以为解。爱之者，罪虽大而强为之一辞;恶之者，罪虽微而深探其意。讵为张汤轻重其心，实有州犁高下其手。是日坏法之习。
二是厂卫侦缉，诏狱酷烈。明初，皇帝在法定的“三法司”之外设立由宦官掌管的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种侦缉机构，酿造大量冤狱：“巨恶大憝，案如山积，而旨从中下，纵之不问。或本无死理 ，而片纸付诏狱，为祸尤烈。”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刑科给事中舒化痛言：“今以暗之权归诸厂卫，万一人非正直，事出冤诬，由此以开罗织之门，伸陷阱之术，纲及忠 良，殃贻善类 ，是非颠倒，陛下将安之纵乎?且陛下既委之厂卫 ，厂卫必托之审校 ，此辈贪残，何所不至，人心忧危，众目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I诏狱酷烈由此可见一斑。
三是刑狱冤滥 ，苛暴横行。隆庆三年(1569年)九月，刑部尚书毛恺力陈刑狱冤滥之弊，日：“今灾异频仍，由刑狱冤滥所致，其弊有六：日滥词 ，日滥拘，日滥禁，日滥刑，日滥拟 ，日滥罚。” 隆庆四年(1570年)七月，刑部尚书葛守礼言：“凡有讯鞫 ，不论轻重 ，用酷刑。有问一事未竟而已毙一二命 ，到任甫期年而栲死数十人者，轻视人命 ，有若草菅。如汾州齐宗尧三年致死五十人，荣何知县吴朝一年致死十七人 ，甚可骇也。苛酷刑戮，草菅无辜 ，令人骇异。嘉、隆之际法治之腐败，于此可见其梗概。法制是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基本制度。法制腐败是政治腐败的产物，而它的败坏又给予政治以深刻的影响，如不大力进行法治改革.明王朝就有覆灭的危险。“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从挽救统治危机、振兴 明王朝出发，呼吁当局革除弊政，进行法治整顿。如，毛恺上疏吁请穆宗肃清刑狱冤滥的六大弊端，言：“六者皆足以殃民生，召灾异 ，宜严饬内外诸司禁革，犯者以轻重黜罢。” 刑科右给事中许天琦言：“宜饬所司督责郡县务以仁明公恕，遏恶未形为急 ，毋相习为滥。” 葛守礼上疏力请彻底整治司法腐败 ：“请行各处抚按官戒谕有司，如有仍前惨刻用刑者，照例降级为民;有故勘故禁故人致死者，依律抵罪;容隐者，事发并治。且律条具在，义例照然，而各官素示讲，既不知以律自治，又安能以律治人?” 这些都说明法治整顿已成为当时 ·项迫切任务。高拱的法治改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孕育而出的。
二、高拱改革法制的主张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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