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插花艺术是伴随着中国传统的哲学而发展的，传统哲学在得以自身发展的同时，给予插花艺术以新的指导思想，本文是一篇传统哲学与古代插花艺术的影响和发展，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传统的哲学，凝聚了传统优秀文化的基本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同时促进了中国传统艺术领域中的插花艺术的发展。插花不是一门简单的“手艺”，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涵的艺术活动，它是一种文化，是人们世界观的艺术表达形式。中国的传统插花深受宗教、哲学、绘画艺术、民族审美与民俗等的影响，尤其深受哲学的影响。在不同的朝代，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流派，这些哲学流派都有不同的哲学内涵，插花艺术也呈现出不同的插贮理念，形成不同艺术风格的插花。这些风格各异的插花又从侧面反应了哲学对插花的影响。
1 汉魏六朝宗教花初起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佛教的传入在某种程度上给当时的人们以精神的寄托之外，同时也产生了中国传统插花的雏形——佛教插花。佛门称花为“华”，花、华不二，献于佛菩萨前的称为“献花”，“借花献佛”一词就源于此，散布坛场四周的称“散华”。佛教的十供养像香、花、灯、涂、果、茶、食、宝、珠、衣，其中又以香和花最为普遍。在坛场的供桌上，花更是重要的供品之一。佛经里有许多与花相关的典故和用语，如拈花微笑、天女散花、花开见佛、舌灿莲花、花果自成、花开莲现、九品莲花、百鸟衔花、梦幻空华、镜花水月、莲华藏世界等，都使花的精神更加提升。
另外，在东汉最初的佛教造像艺术中，如江苏连云港市孔望山的东汉佛教造像已出现了用莲花供佛的图像，在佛像之旁，一名高鼻深目的胡人右手执一枝三瓣莲花，用以供佛。东汉的康孟祥译的《修行本起经》中写道，“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度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的同时，佛教插花也传入了中国。佛教徒多在佛像前供花，或是在佛像出巡、佛经的讲授会堂上供花，主要有3种形式的供花:散花、皿花、瓶花。散花，就是用银线穿各色珠子以及莲花瓣、花形剪纸等，于佛像出巡或佛经讲堂时散下，以助其盛。东晋高僧法显在其《佛国记》中记载佛像出巡时:“门楼上夫人采女遥散众华，纷纷而下”。后秦的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亦有“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以诸华(花)香而散其处”。故而在佛画中多见飞天散花的形象，多源于此。皿花，是一种盆碗状的器皿内放置花朵、花瓣，供于佛像前。瓶花，是以宝瓶插上莲花，供养佛像，多喜用玻璃制宝瓶，象征光明、清净。在北魏时代的龙门石窟浮雕中，有一幅宾阳中洞的石浮雕画——《帝后礼佛图》，极为著名。此图表现北魏皇室成员拜佛之情景。其中一名贵族妇女，手执花束，以一枝盛开的莲花为主，两边各衬一枝比主花低的莲雷、莲蓬，比例恰当，十分美观，表现了当时插花供佛的情形。
南北朝时，以贮水容器插贮切花已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南史•晋安王•子懋传》记载，王子懋为其母求平安，献花供佛，众僧将所献的莲花插于铜罂之中，以水浸其根，使花不萎衰。《南齐书》记载:“沙门于殿前诵经，武帝为感，梦见优悬钵花于经案。宣旨使御府为铜花，插御床四角”。以铜为花，无萎谢之忧，插于床边，象征对佛教之信奉。汉魏六朝时期，道教插花艺术也已有雏形。在早期的道教仪式中，就有以花果祭神的习俗，并用大量的实有或幻想的花果代表着长生、成仙等愿望，这些成为道教插花的基础。早期的道教盛行神仙说，在汉代的画像石艺术中，多有西王母等神仙的画像石。西王母身边常有仙人随侍，手执嘉禾、灵芝，西王母本人手执嘉禾，如山东仓山县城前村画像。在当时，道教把西王母敬为善良的女神，故而以嘉禾、灵芝相伴。又如《拾遗记》，记有青莲、素荷、冰荷等仙境之花。在佛教和道教的双重影响下，汉魏六朝时期的插花的类型主要以宗教插花为主，其特点是追求清静恬淡，庄严肃穆。花材也多以与宗教有关的莲、灵芝、果实类等为主。
2 隋唐的院体花在宫中流行
隋唐时期，国力昌盛，文化、艺术也得到了大力发展，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园艺技术的进步，为赏花、插花的广泛流行提供了物质基础。隋唐时，思想界实行三教并尊，宗教哲学进入全盛时期。当时，佛教中的禅宗盛行，禅宗六祖慧能，主张以顿悟之法领悟佛家真理。他喜爱梅花，所过之处常插梅花作为标志。隐含着佛理之喻，对后世禅家起到肇始之功。唐代卢愣迦绘的《六尊者图》中有缸插牡丹，为禅家花较早的图画记载。在举世闻名的敦煌佛教壁画中，绘着人们去拜佛时多执花枝或皿花供佛。在许多窟中绘有的手执托盘的飞天，凌空飞起，正是佛家皿花的写照。在《西游记》中描绘的观世音菩萨就有手托宝瓶中插柳枝的造型。另外，在佛家的讲经法会上，也设有瓶花为装饰。一幅绘有唐代高僧玄奘讲经的《玄奘讲学图》上，绘有两瓶莲花，花叶相称，成对装饰于讲经堂前，瓶中花型对成，组织严谨，以正中一高枝为主，两边各配对成的花枝。道教以崇尚长生、成仙，多吟诵使人长寿的松、枸杞等植物，以表心意。至于《八十七神仙卷》中诸位神仙手持的盘花、瓶花更是丰富的插花艺术资料。哲学上的兼容，促使了思想的一致，同时，隋唐时期，国家大一同，社会、政局较为稳定，呈现繁荣的景象。这种繁荣也影响着艺术领域，雍容华贵的气质、大气自由的精神贯穿于唐代的插花中。再加上盛唐时期，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为唐代插花艺术提供了发展的涨力。在这种背景下，唐代的插花艺术更加注重形式美。盛唐主导“势壮为美”，“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在花材的选取上，讲究雍容华贵的气质，主要以花形硕大的牡丹、芍药为主，此外，还经常选用一些富含吉祥的花材，如用梅、竹、松、柏、山茶、水仙、瑞香、月季、天竺、剑兰等十种花材，寓意“十全十美”。在插花的花型上也是以富贵壮丽的风格为主，故此时期的主要类型为宫体花，亦称院体花。宫体花，主要流行于隋唐时期的宫廷中，花材以牡丹、芍药为主，体现富丽之感。此花形体硕壮，色彩艳丽，花枝繁盛，结构严谨，装饰味浓，充满宫廷煊赫堂皇的气势，庄严大方。此种花型要求衬托平衡，避免过疏过密，花枝长度约为花器高度加半径之和。
3 宋元理念花、心象花并蒂争辉
宋元时期，中国插花进入了普及时期。宋时，国力已不如唐时强盛，但毕竟结束了五代的割据局面， 经济文化更加进步。花卉如牡丹、菊等品种进一步丰富，而其观赏更具多样性。插花艺术因而得以继续发展。元代继承宋代插花之余绪，也显得绚丽多彩。宋代提倡理性，三教合一发展到了宋代被统称为理学。理学是以宋儒论学多言天地万物之理而命名的，其中以朱程理学为代表。强调理高于一切，认为应存天理，灭人欲，极为重视道德思想;更进一步提倡阴阳互变，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观，要求人们静观万物，从中体会到时光变迁，宇宙奥秘。理学又是北宋以后政治经济发展的表现，宋代的社会动荡不定，许多文人士流为避现实多退隐于山水之间，寄情于山水花草之间，以表心意。正如周敦颐的学生程颢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对花开花落等景象更为敏感。因而，宋代花卉艺术更深入地倾注入作者的思想，表达着作者的高尚品德。宋代插花比之唐代插花更显得意味深长。理性内涵加清丽外形，具有清纯美丽的形态。宋代的社会比不上唐代的博大气概，文人不再狂放，而是内敛;不再激情汹涌，而是冷静地思考。宋朝的时代精神就是清雅、隽秀之气质。这种气质反映到花卉文化中，形成了精细描绘，以花抒写理性的主流。所以，在插花构图中，讲究线条美，常以梅花、腊梅等枝条来插制。这与唐代喜用牡丹的富丽不同。司马光《独乐园记》记述了他迁居洛阳后，难与时人相同而独居独乐园读书游赏的情趣。文中还记载了许多花卉，在其中独自逍遥“迁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事。……”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代的儒士总是把哲思与花木、与大自然相联系。所以，文人义士常以花材影射人格，在花材的选取上喜用松、竹、梅、柏、兰、桂、山茶、水仙等寓意深刻的花材，表达人生抱负、理想等。表现在插花花型上，就是理性内涵加上清丽的外形，自有纯美的意境，因而，宋代的插花花型以理念花为主。理念花以瓶花为多，以理为表，以意为理，或解说教义，或阐述教理，或影射人格，或嘲讽时政。花材多用松、柏、竹、梅、兰、桂、山茶、水仙等素雅者。结构以清为精神之所在，以疏为意念之依归，注重枝叶的线条美。
元朝的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中后期，极为注重吸收以儒学为主的思想文化，继承了宋代的理学思想。与此同时，在艺术领域也继承了宋代的绪统，尤其是花卉文化继承宋代之风流，同时又具有时代特色。元朝实行的种族歧视制度，使汉族文人受到元统治者的歧视，落魄不得意，多追求闲适自在，不屑为官。所以，元代的艺术中有这种闲散、淡雅的味道。另外，还受到文人画和花鸟画的影响，插花多为借花消愁或表达个人心中的追求，花材多以梅、竹、菊、兰等名花表现文人清雅、闲韵、伤逝等情感，从而出现了“心象花”。心象花，为文人借花消愁以舒心中积郁所做，作品偏于狂怪孤傲，或荒寒冷僻，表现出浪漫、无拘无束、轻巧秀丽和潇洒，表达个人内在之冥想。花型不定，多种多样，花器也古里精怪，瓶花吊花不一，纯属作者心里的表达，他人不易领会其中之含义。这种花型与院体花恰恰相反，常人多不采用。
4 明清新理念花、文人花、写景花和象形花竞相峥嵘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萌芽的壮大，花卉商业生产盛行，插花也向市民普及。在思想领域，明代的王守仁继承发扬了宋陆九渊开创的心学思想，完成了心学体系。明中期以后，心学几乎取代朱程理学，在思想领域影响颇大。心学认为，“心外无物，无外无理”，“身之主率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认为“心”与“物”二合一，不可分离。虽然这是一种主观唯心学说，但也表现出当时的文士更注重于自我性灵的发展。将自我与宇宙万物结合起来，寄托着心性于山水花卉等事物之间，驾御着宇宙事物自由地观照、思考自然与人生。诗人、花艺家袁宏道便以此为依据，提倡在文章中抒发真形，不加矫饰。他的《瓶史》写及插花，构图、造型上也崇尚天然美、纯真美，远离名利等污浊之物。这些思潮，都继承了老庄的哲学，又有时代之特征。明清时期的陈腐礼教，森严的等级关系，腐败的朝政，都促使这种思潮出现，产生了抵御黑暗的力量。而严重的思想扼制，没有言论自由的大环境，又是不堪忍受的，这更促使人们转向自然，更加爱花，以花为伴侣，抒发真情，隐逸于其间。如明代的高启《寻胡隐者》诗:“渡水复渡水，看花复看花。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有如清代诗人龚自珍著名的《病梅馆》一文借用当时的人不爱自然之梅，偏爱病态的梅花，映射封建阶级严酷的思想遏制。所以，在花材的选取方面，注重木本花材的折取，例如，松、柏、杉、柳、枫等情趣木本，还有一些寓意深刻的花材，如，“岁寒三友”、“四君子”等，主要目的是借花草抒情，影射人格，以寄心意。插花名家高濂、张谦德、袁宏道、陈氵昊子等无不如此。在这种背景下，明清时期出现了4种插花的花型，主要是新理念花、文人花、写景花以及象形花，贯穿于明清时期的插花艺术发展中，而这4种花型又不是相续发展，而是交错于其中的。新理念花盛行于明初，此类花型为院体花和理念花结合之产物。结构以中立型为骨干，花材有10余种，以瓶花为主，花器比例为二比一，有高大壮丽之特色。文人花，主要指文人人格花。文人插花不重排场，不为祈福，主要讲求情趣。所用的花器较为朴实，花材则以色彩素雅的“四君子”、“岁寒三友”等为主，借花明志抒情。并注重陈设环境的衬托，使作品清雅脱俗。写景花，模仿盆景表现手法，描写赞美自然景观，诸如深山幽谷、小溪池畔、庭院一角等，达到具备风情雨露，精妙入神的境界，以盘花为多。在色彩选择上，多采用绿色、棕色系统之色彩，如深绿、浅绿、棕色、黄色、白色等。写景花仿照盆景之手法，但取材与盆景不同，花器用水盘、平盘、平板等，花材则可采用松、柏、杉、柳、枫，或梅、竹、桃、梨、樱等树枝，以及枯干、树根、苔木、苔藤、苔石等，再配以山野花草点缀，必能表达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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