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囚徒的困境。对柏拉图以哲学王来解决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范型，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非常不满。他说：“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是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掌握了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但是，无论是国王们还是(按照平等的法律在统治他们自身的)国王般的人民，都不应该使这类哲学家消失或者缄默，而是应该让他们公开讲话;这对于照亮他们双方的事业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因为这类哲学家按其本性就不会进行阴谋诡计和结党营私，所以也就不会蒙有宣传家这一诽谤的嫌疑了。”哲学家康德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事件(法国大革命、德国书刊检查制度)发表了看法，参与了政治，向世人全面阐发了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类永久和平的理想国家，遭到普鲁士大王等人的指责。康德辩解道，他是一个深刻的、阐扬自由权利的教师和哲学家，不是企图煽动人民造反，改制;只是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教导人民关于国家的义务与权利，只是在公开地替人民诉苦，人民并没太注意他。温和自由主义者康德的理性所能允许的反抗方式是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希望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使思想自由作用于人民和政权原则两方面，从而既有利于人的尊严本身，又有利于政权本身。人类由恶及善不断前进的目标，从哲学上看不是虚幻的，这个异常遥远的千年福祉王国最终的实现只能靠大自然隐蔽的计划，只能靠“天意”。可见，康德走出“洞穴”———人类囚徒的困境的理论企图，最终走向了虚无缥缈的天意。随后登场的黑格尔决计以绝对精神引领人们走出“洞穴”———人类囚徒的困境，最终走向了虚无缥缈的“理性的狡计与威力”，但他自己也说哲学是跳不出“罗陀斯岛”的。总体上说，传统西方政治哲学以理论静观、旁观的方式参与政治，害怕卷入社会政治实践，担心被政治化，故而其理论的实现方式只能是理性的仰望，也就无法走出人类囚徒的困境。面对西方哲学的困境，马克思开始了一场彻底的理论革命。他认为，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与实践从古希腊发展到现代，最大的成就也只是在政治解放范围内作不停息的理性旋转，是乌托邦的梦想，而“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不是乌托邦的梦想”要实现人类解放的理想，哲学只是静观地评说社会政治是不够的，应当把社会政治哲学理论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以实践性为本质特征的社会政治哲学把理论与实践、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强调以物质生产与社会政治革命超出旧世界思想秩序的界限，跳出“罗陀斯岛”，从无产阶级的解放而达到人类解放，进而走出囚徒的困境，实现理论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布：“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登场的后现代政治哲学，一方面看到了现代启蒙政治哲学的华美诺言在实践中的虚幻性，另一方面对由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引领的一些社会政治实践的挫折感到失望，因而不相信任何宏大的社会政治理性构想，认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都是乌托邦，没有提出重建社会政治的任何构想，只是在对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些微观领域(如精神病、临床医学、性、监狱等)不停地暴露、批判并解构权力，争取着微观领域的解放与个性的自由。如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说：“我觉得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真正的政治任务是抨击那些表面上看来中立或独立的机构的作用，把在其中暗中作崇的政治暴力揭示出来，以便大家共同与之斗争。”“在政府身后、在国家机器的后边还有一个统治阶级是不够的。……如果看不清阶级权力的支撑点，就又允许它们继续存在的危险和在表面的革命过程之后重新建立阶级权力的危险。”
后现代思想家认为，哲学与政治紧密相连，权力与真理有内在联系，“关键不在于使真理摆脱任何权力制度的束缚———这不过是空想，因为真理本身就是权力，……总之，政治问题不是谬误、幻想、被异化的意识或意识形态，它是真理本身。”知识分子应积极参与政治，不应对政治无动于衷。针对现代人被奴役的困境，福柯提出了“局部斗争”和“现代生存美学”两种解决方案，认为普遍型知识分子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干预政治斗争，特殊型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局部的科学知识干预政治斗争。他以写作、批判与解构微观领域中的权力来获得个性的自由，也以这种偏颇与怪异的方式———考古学、谱系学进行微观领域的解构，阐发自由观念。但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想家也只不过是在政治解放范围内争取着思想与话语的自由，进行着一种逃不出“罗陀斯岛”的自由逃脱运动。尽管哲学活动是在一定程度上从事的某种政治活动，但哲学与政治之间必须保持适度的张力，以免其和政治游离、过度紧张或高度同一。就是说，政治哲学要把为现实社会政治辩护的功能与批判的功能现实地统一起来，其理想目标是让哲学转换为政治的理论先导与“头脑”，但切不可如柏拉图般自负地认为，政治哲学要研究的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最高问题，政治哲学其实要研究的是最基础的问题。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观的旨归是人的自由、解放与幸福;为此，就要以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社会政治理想来范导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当代政治哲学力戒哲学政治化倾向与政治哲学化倾向，即把哲学与政治高度同一起来的倾向。正如美国学者施特劳斯所说：“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一旦屈从于权威，就失去了它的本色;它就会蜕变为意识形态，亦即为某一特定的或将要出现的社会秩序所作的辩护词;或者，它就会变为神学或法学。”欧洲中世纪哲学的宗教化、苏联斯大林把马克思哲学政治化等把哲学与政治同一起来的典型历史事实告诫我们，要时刻注意保持哲学与政治之间的适度张力。
三、哲学的创新与人的自由
政治哲学对社会政治的理性追寻，是对政治形而上学的求索与创新，也就是哲学的创新;政治哲学对社会政治的现实范导，就是一种哲学与政治的联系样态，也就是哲学在闪耀着时代精神之光。归根结底，政治哲学对社会政治的理性追寻与现实范导是为了人的自由，因为哲学的奥秘是人，要从人的本性来理解哲学的本性。哲学史是批判的历史，也是不断创新的历史，这是哲学的生命。哲学在发现、开创了新的精神家园后，便让位于科学，又走上发现、开创新的精神家园的痛苦旅程，因此，哲学是个不断寻找新家园的流浪者。这也是政治哲学不断创新精神的写照。翻开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哲学研究的主题在不断更新。在从古代本体论到近现代认识论，再到当代社会政治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各门具体科学纷纷从哲学的母体中诞生并分离。翻开政治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哲学研究的主题在不断更新，大体上可以说，是从古代整体幸福国家论到近现代自由主义国家论与社会主义国家论，再到当代社会政治哲学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密切关注，对人的生存环境与内在需求的关怀成为当今社会政治哲学发展的新领域。正如施特劳斯所说，哲学在本质上就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发展就是哲学创新;历史告诉现时代与未来，社会政治的发展，尤其是人类的自由与解放，都急切需要社会政治哲学的创新与发展，这也是哲学创新的内在不竭动力。同时，毫无疑问的是，哲学的创新需要有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哲学工作者辛勤的汗水与智慧的灵光，还需要有对求真求善信念的勇敢追求精神。
从理论形式上看，哲学、政治哲学的创新是新话语、新概念与新思维样态的一体化创造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与德勒兹同样很伟大。伽达默尔说：“如果说问题的意义是在问题的提法和使这种提问成为可能的概念性中真正形成的，那么概念与语言的关系就不仅是语言批判的关系，而且还是一个语言发明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是哲学最极度惊险的戏剧，即哲学就是不断地努力寻找语言，说得更感人一点：哲学就是不断感到有语言困境。”德勒兹说：“哲学研究概念，一个系统便是一整套概念。当概念与状况而非本质相关联时，便是开放系统。但是，概念不是现成的，不是预先存在的，需要发明，需要创造。创造必要的新概念一直是哲学的任务。概念充满了批判的、政治的和自由的力量。”尽管存在着某种将政治哲学符号化、口号化的理解，但我还是想说，每当提起柏拉图政治哲学，就会想起他隐喻的对话，理念、正义、理想国以及理性思辨等一系列伟大创造的时空穿透力;每当提起康德政治哲学，就会想起他近乎苛刻、严谨的理性思辨的话语，从此岸现象界到彼岸自在世界理想中资产阶级共和国家的大自然神秘计划的构想，以及他在星空与心灵中进行的哲学革命所蕴含着的社会政治革命的巨大能量与崇高境界;每当提起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就会想起他激昂的社会政治革命话语，改造世界、人类解放等全新概念，以及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每当提起福柯政治哲学，就会想起他在精神病院、临床医学、监狱、性等微观与局部生活领域的怪异权力解构话语，知识考古学、谱系学、微观权力等另类概念，在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外以一种写作、批判的方式与权力作着斗争与谈判，书写着个性、微观领域的自由：“无疑，像我这样，通过写作来摆脱自我面孔的，远不只我一人。敬请你们不要问我是谁，更不要希求我保持不变，从一而终：因为这是一种身份的道义，它支配我们的身份证件。但愿它能在我们写作时给我们以自由”时代正在呼唤与生成着哲学的新话语、新概念与新思维样态，政治哲学论域在现时代的充分展开，正谱写着哲学前行的新篇章。
网友们，政治的理性追寻与新概念就到此为大家介绍完毕了，祝大家能够获得有用的知识。
相关推荐：
谈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
构建地方特色和优势论文
相关推荐：
下一篇：构建地方特色和优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