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俞可平与中国民主研究，不管是在民主的概念,还是民主与社会治理,民主与中国政治改革方面,俞可平都做过自己的论述,阐发自己的看法。
俞可平,浙江诸暨人,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2006年《北京日报》在争鸣版刊发他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后,随后被《学习时报》文摘版、人民网、新华网全文转载,一时洛阳纸贵,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中国最新政治风向标,视为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重大突破。《中国新闻周刊》认为他“将政治民主提上公共议程,打开一扇虚掩太久的窗”[1]、 是 “民主的思想推手”[2]。由此可见,近二十年来俞可平有关民主的研究取得较高的成果,并对政界、学术界以至国外产生颇大的影响。为此,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之际,对俞可平有关民主的研究进行梳理,对进一步促进民主研究及民主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俞可平对于民主的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特征:首先,俞可平对民主的诠释是建立在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之上的。正如他在《马克思论民主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所强调的那样:“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并没有离开人类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长河,正是因为马克思充分吸取了人类创造的一切民主政治的优秀成果,才使他实现了民主思想史上的革命性飞跃。”正是如此,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中俞可平认为民主包含六个方面:1,民主是个好东西, 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 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2,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 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3,民主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 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 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有内在的局限性;4,民主需要代价;5,民主是有条件的;6,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3]
其次,俞可平还引进当前西方有关民主研究的最新成果。当前西方,政治学家们开始把民主争论的重点从“人民”和“统治”本身逐渐转向“人民”与“统治”这两者的关系。一些人强调“人民”对于民主的意义,另一些人则强调“统治”对于民主的意义。强调“人民”的理论被称为“实质民主论”,而强调“统治”的理论被称为“程序民主论”。很显然,俞可平借鉴更多的是程序民主论,为此还专门把他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编辑成书,就取名为《民主与陀螺》,而且在许多场合多次强调:“民主就是主权在民,或人民是权力的主体。具体地说,民主是这样一种政治状态,在这种政治状态下,个人的权利得到了最大或者最充分的保护。它既是一种实体,又是一种程序。作为一种实体,民主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一部法律,一般是宪法,它规定这个国家的权力是属于人民的。人类成功的民主实践表明,民主通常只有在宪政条件下才能实现。民主不光具有实体的意义,而且同样也具有程序的意义,即必须有一整套实现民主的运行机制。所以我特别打一个比喻,民主就像陀螺,必须运转起来才有意义”[4]。而当现场观众问道:“‘民主是一个陀螺,要运转起来才有意义’,那么抽这个陀螺的鞭子拿在谁的手里?”时,他又确信的回答“人民群众自己和官员合起来,就是民主这个陀螺旋转的动力”。[5]在理解民主的基本内涵之后,俞可平进一步指出民主亟待厘清六个关系,分别是民主与法治、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民生、民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6]
最后,俞可平对民主研究还借鉴当前西方流行的治理理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兴起一种新的治理理论潮流,那就是善治。在当时,对于西方政治学界新起的“治理”理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治理与善治还是新的概念,甚至连统一的中文译名还没有。而在当时国内仅能发现的4篇从政治学角度研究治理和善治的文章中,有3篇是由俞可平撰写的。俞可平认为,人类的政治核心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善治已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他认为,“善治包含了传统的政治理想状态,如善政、仁政。但是它又超越了善政、仁政”。从此意义上,俞可平的善治理念并不排斥公民社会。那么善治与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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