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资源安全经常处于美国的威胁之中。标榜自由贸易的美国经常发动贸易战,只要它需要,就可以毫无顾忌的搞贸易保护主义,这已经屡见不鲜。在美国的带动下,已有越来越多国家对中国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打击。这对中国的市场化转轨实际上是很不利的。对于中美之间出现的贸易摩擦,我们应该理性对待。紧密合作必然蕴育冲突,更不用说意识形态与我们有巨大分歧的美国。但是好在双方都懂得中美之间已经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谁也不能轻易破坏这种关系。
四、结语
经济转轨的中国特色是在抵制美国压力中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与国际力量的博弈和互动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日本模式”和“东亚模式”都是在冷战时代追赶欧美的,在美苏对峙环境下,都获得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的扶植和宽容。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追赶型现代化”,虽然国际环境存在诸多有利因素,但可能会遭到远比日本和东亚诸国经受过的更多制约和阻碍。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30年来,中美两国在战略和经济方面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但两国间仍然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大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解决,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要有一个现实的期望值。中美两国是两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在一些涉及****和价值观念的问题上分歧还将长期存在。美国是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目标是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挑战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总是疑虑重重。
美国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转轨将发生意义深远的影响。单纯就经济本身来说,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也从一个侧面对于这种美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理想性勾连产生了重大的质疑:即便像美国这样一种看似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都会产生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中国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经济危机呢?对于其他那些社会问题,我们可以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真正展开来加以解释,但对这种经济模式本身固有的缺陷所导致的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仍然没有充足的理由来加以回应。也就是说,中国是否能够模仿美国建立一个完全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秩序呢?或者更进一步说,中国就算顺利实施了政治经济改革,我们就能走通一条美国式的政治经济道路吗?卢现祥认为:“一种非正式规则尤其是意识形态能否被移植,其本身的性质规定了它不仅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技术变迁情况,而且更重要的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再进一步说,我们即使走通了这样一条道路,我们是否能避免美国式的经济危机呢?这些确实是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重要问题。或者我们换一个方向提问,这是否就意味着美国模式与中国道路必然缺乏内在的联系,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及其背后的中国通往市场经济之路就走不通呢?这是目前国际国内理论家讨论的核心问题。对此,我们有必要结合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另文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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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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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
张丽,俄罗斯经济转轨中的美国因素研究[D],辽宁大学博士论文,2006。
刘小磊,学者李慎之[N],南方周末,2003-05-15。
童桐,资中筠,陶文钊,等,改革开放中的美国因素——写在中美建交及邓小平访美30周年之际[J],世界知识,2009,(2)。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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