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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以坚韧不拔、勇于实践的革命精神,立足本国国情,敢为人先、无畏艰险、为党为民无私奉献;以脚踏实地、攻坚破难的实干精神和求真务实、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历史进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诞生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准备。
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先决条件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情况来理解事物,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恩格斯在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要求德国革命者:“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运动,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也是强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列宁则进一步指出:“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大革命失败后为什么会出现频频“左”倾错误路线呢?究其原因,一方面,党的很多干部虽然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严重匮乏;另一方面,当时中共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是在自己的摸索中干革命,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再加之当时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使犯“左”倾错误有其复杂的原因和不可避免性。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与这一时期党的领导大权落到那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有着极大的关系。这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没有对中国国情进行全面深入具体的分析,而把苏联模式经验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张口闭口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只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忽略、抛弃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这一基本原则。特别是自诩“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唯一本事就是引证马、恩、列、斯,做出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写出成堆的决议指示,其实连半点马、恩、列、斯也没有嗅到”。致使党内一直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认真清理,给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极为严重的损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我们党虽然领导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而且曾经取得过很大的胜利。但是,党尚处于幼年时期,理论准备不足,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多少认识,虽然党内有一些领导提出来一些正确的主张,但没有被当时的党中央负责人陈独秀所接受,因而没有形成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并未从中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他们不是从经验主义出发就是从教条主义出发,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结果使他们没有对中国当时的国情给予充分的认识,没有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同时对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指导中国革命的同志,扣帽子,打棍子,斥之为“右倾”、“逃跑”、“动摇”等等,加以打击、排斥,结果把中国革命推向了覆灭的边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坚持武装斗争,并在斗争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找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毛泽东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为主要领导力量的并有其它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由于中国是一个多帝国主义统治的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是武装的革命,并且革命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长期性和曲折性;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广大农村就成了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可以首先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毛泽东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革命道路,一开始并未得到全党同志的一致赞同,反而遭到历次“左”倾,尤其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打击迫害。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应势召开,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1935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进一步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对中国的国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既不结合实际研究中国的国情,又不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科学,更不研究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若干词句是否合乎当时的中国实际,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脱离客观。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可能完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任务。毛泽东则不同,他特别重视对中国实际国情的调查研究,积极寻找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他一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开口闭口的“拿本本来”的教条主义。他把社会调查放在开展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还说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还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出色地实现了马克思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任务。
事实证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革命胜利的关键。也只有实现这个“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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