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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解放了人们“姓资姓社”的思想,由此解决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在南方谈话20周年后,发展道路的问题早已不再是人们的思想困扰,建设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亦已形成一种社会共识。然而,基于社会矛盾的变化,我们当前最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亦凸显为,在维护社会和谐的情况下,如何对发展成果的分配格局进行一种更符合正义价值的改革。为此,我们需要对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正义的思想放在当下视阈中进行再认识和再思考,为今后的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支持,以进一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从而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邓小平同志经济正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作为指导思想的邓小平同志理论,本身内化了重要的经济正义思想,这些正义思想主要包括“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等要点。由于当前经济发展成果的正义分配问题成为社会的重要诉求,因此,将邓小平同志理论放置于当前的语境加以分析,可以从相应的社会背景来理解其中的经济正义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阈下,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正义的思想更加强调“和谐”的价值。而社会和谐的实现,则以建立经济正义的社会体系为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经济正义思想可以突出为“机会平等”。
“机会平等”这个概念虽然未被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及过,但它却是邓小平同志经济正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因为,机会平等涉及“权利的起点平等”,而关于“权利的起点平等”思想,一直彰显于他的理论体系之中。例如,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清晰认识到中国社会存在的特权情况,并就此分析了这些特权对政治、经济领域公正性的影响。他认为,由特权导致的不平等将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妨碍。对此,他曾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谈到关于机会平等的问题,明确要求反对政治经济特权,确保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1979年11月,他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中,在谈到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时指出,“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他认为,经济特权将使“极少数人拿着这个权力侵占群众利益,搞生活特殊化,甚至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指出,各种形式的特权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发生公仆与主人错位的现象,损害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威信。各种特权的客观存在,表明社会还未能完全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形式的机会平等。
一般认为,机会平等首先指生存和发展机会的起点平等,这应该是一种由法律赋予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换而言之,“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机会平等首要的法理价值,就在于确保社会成员拥有形式上的权利平等。邓小平同志认为,要实现这种权利平等,需要解决好各种特权问题。而要处理好这些特权问题,则需要做到,“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这种解除特权以确保形式机会平等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只有每个公民持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才能在政治生活和市场经济竞争中获得公平的起点。他还认为,为保证政治机会平等,还必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在任何人都没有特权占据社会有利地位的情况下,公民才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有利的社会地位和职务,才能保证机会平等的应有之义。在邓小平同志看来,这种平等的实现,必须由法律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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