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我国党报体制变迁问题，党报体制在领导体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
党报体制既涉及党、政府、市场与党报的结构状况及相互关系的根本性制度安排,也涉及党报内部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新时期以来,我国党报主要经历了企业化管理探索期、集团化改革期、全面创新期三个不同时期的改革和发展,[1][2][3]党报体制在领导体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
多层次、多方面进行改革探索,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报体制。
一、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企业化管理”探索期的党报体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我国党报在积极吹响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号角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自身体制改革的推进。1978年,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在京8家报社向财政部提出要求试行报社“事业化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报告获批准,由此拉开新时期以来我国党报企业化管理的体制改革序幕。
在这一企业化管理的探索时期,我国党报体制改革采取“边缘突破,逐步推进”的方式,首先从党报的经营机制方面寻求改革突破口。在发行机制上,冲破改革开放前邮发合一的报刊发行体制,打破邮局垄断报刊发行的格局。标志性的事件是,1985年《洛阳日报》首创自办发行,其发行量不降反升,发行成本也大幅降低,投递时间缩短,服务质量明显改善。之后,1986年《太原日报》等多家党报也开始自办发行,由此掀起全国范围内党报自办发行改革的风潮。在广告运行机制上,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率先恢复商业性广告。之后,为顺应市场的需要,促进商品信息的交流,报纸商业性广告迅速推开,并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广告运行机制。在多种经营方面,1988年3月,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一些实力雄厚的党报开始尝试印务承包经营等相关的多种经营,提高报社经营收入。总之,在经营体制方面,在原有的事业体制框架内,党报逐步被赋予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开拓市场经营业务。
除了经营机制方面的企业化管理探索外,在财务管理体制上,1979年4月,财政部颁发《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实施办法》,明确报社在财务上可以试行企业管理的办法。1985年,国家开始对报纸“断奶”,实行以“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以收抵支,差额补贴,超额自留”为主要内容的新的财务管理体制。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上级主管部门开始逐步赋予党报更多的自主权,强调以后主要在意识形态、舆论导向以及法规政策和市场监管等方面进行把关。
在这场变革探索中,党报体制改革已经突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统体制,显示出巨大的创新活力,呈现出领导体制进一步加强,管理体制、经营体制不断探索的态势,有力促进了我国党报的繁荣发展。但也应该看到,长期浸淫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党报管理体制依然带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事业单位管理的烙印,政府管理职能未能实现根本性转变,政事不分、管办合一依然存在,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企业化管理。
二、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集团化”改革期的党报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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