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对新世界的实用性，哲学家们把永恒一词留给了时间之外的“存在”。内在的(Internal),也就是固有的
近代以降,哲学不再沉缅于对超自然的神的世界的执着,却走向对永恒、内在、终极的知识世界的痴迷。杜威指出,近代哲学的目标“则在于获得关于永恒的、内在的、必然的事物之知识,这种知识是如此首要的和如此终极的,只有它能给予更低形式的认识对于真理所作出的要求以可靠的支持”。②永恒(Eternity),在中世纪既指存在于时间之外的上帝不受时间限制,是超时间的,却又是时间的创造者;也指在时间之内的上帝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永恒的。到了近代,哲学家们把永恒一词留给了时间之外的“存在”。内在的(Internal),也就是固有的,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是不假上帝而为永恒的存在所拥有的。终极的(Final),也就是最高的、最好的、最后的,没有任何条件的。无疑,近代哲学,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在试图为获得这种永恒、内在、终极的知识而提供最可靠的基础。所谓永恒的、内在的、终极的知识世界成为哲学家孜孜以求的世界,而变化的、表象的、当下的俗世生活仍然为哲学家们所忽视。殆至现代,哲学仍然在忙于研究知识的条件而忽略知识的后果,人的当下生活依旧进入不了哲学所谓的大雅之堂。故此,杜威不无忧虑地写道,“如果哲学不管科学和重要人生事务上的变化情况,继续忙于研究知识的条件问题而忽略知识的后果这个重要问题,那么,哲学能做什么呢?”③令人忧虑的是,如果哲学继续执着于把“知识的可能性问题”作为研究目标,其便只会随着实际知识的不断增加,把自己局限成为兜售“知识之基础”的哲学的供应商,只会造成不同哲学之间的冲突、混乱与无用。如果哲学继续把自己打扮成为知识合理性的“辩护人”和知识合法性的“法官”,其便越来越由生活的前台而退居幕后,丧失了“追求智慧”的本性,也就根本担当不起“应用已知的去指导人生事务”之大任了。这样一种哲学,除了成为堆积各种知识的基础配件的“仓库”和“容器”之外,还能成为什么呢?这样一种哲学,除了名字叫做哲学之外,其实她一无所有!这样一种哲学,除了其顶着“爱知之学”之外,其实她一无所知,一无所爱,一无所用!哲学远离人的俗世生活的后果,就是不断地把自己蜷缩在所谓学究的“象牙塔”之中而失去生气,把自己同鲜活的实践隔离并最终“为一般民众不信任”④。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忙着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在这一点上,杜威与马克思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杜威认为,对民众而言,哲学需要关注的不是跟现实丝毫不搭界的玄思抽象的问题,而是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涵盖着俗世生活的所有方面,那些家庭的、工业的、政治的生活,如此等等,无不涵摄其中。就家庭问题而言,自古希腊以来,家庭往往是与公共领域相对立的私人领域,因此难以步入哲学的话语之中。工业的问题也往往被划入科学管辖的范围,哲学是不能问津的。至于政治的问题,自然是政治学的领域,哲学不适合僭越。于是,哲学仅仅把自己的地盘限定在纯粹的“知识”问题上。而当现实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发生时,“哲学多半使这些问题退居于比较所谓知识问题更次要的和从属的地位”。⑤面对鲜活的、当下的、五彩缤纷的生活世界,哲学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袖手一隅的“旁观者”,而不是介入现实生活世界的“参与者”,哲学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侃侃而谈的“反思理论”,而完全忘记自己是否应该成为一个行色匆匆的“实践者”了。令人高兴的是,面对哲学的种种困境,哲学家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康德发现,要想改造哲学,使哲学走出困境,仅仅靠理论的理性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所以他隆重的推出了“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一般而言是指向目的的能力”,⑥既然我们更多地作为理性的主动者而不是理性的认知者,因而实践理性对于理论理性是具有绝对优先性的。胡塞尔也看到,纯粹的现象学对于人的当下生活而言,是根本于事无补的,故提出了回归“生活世界”的主张,认为“生活世界总已经在那儿了,先于我们而存在,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⑦因为生活世界在任何意识行为之先就已经被给予了我们,所有自然科学的客观知识都是以这个生活世界为源头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相信,哲学已经陷入模棱两可之中。而科学可以作为一切知识的范例,“没有哲学所专有的特殊的认知方式,事实问题只能由科学的经验方法决定”,⑧根据这种坚定的信念,它要求哲学也应该具有精确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科学标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并不呈现实在的图像,它既不能说明,也不能演绎任何东西。哲学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倒不如说是一种活动,其目的是借助于澄清命题而医治我们对于日常语言的误用,大多数传统的哲学问题是由误用语言而产生的,故此,“全部哲学就是‘语言的批判’”。⑨如果说,康德将“纯粹理性”推进到了“实践理性”的高度,胡塞尔将“本质世界”推进到了“生活世界”,逻辑实证主义者将把科学引入到了哲学,维特根斯坦将活动引入到了哲学之中的话,可以说,杜威则更像一个新时期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对哲学的改造,既关注实践,也关注生活,既推崇科学方法,也重视现实语境。所不同的是,杜威最关心的,是哲学对价值的重新回归,对科学的合理借用,对所谓工具主义的拨乱反正。因为在杜威看来,面对已经病入膏肓的哲学,我们只有强调价值问题,才能让哲学真正有自己的领地;我们只有强调科学方法,才能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真正有效地解决与人相关的问题;只有给工具主义正名,我们才能真正走出对虚无飘渺的至善、终极等问题的痴迷,而回归到那真正属于人的、当下的、切己的实际问题的解决之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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