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无论是体制的转轨还是经济的发展都取得了重大成功。但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大多依靠粗放型增长、贫富差距加大等诸多问题。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更好地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今后发展的重点。
“政治经济学”一词出现于17世纪的西方，作为一门学科则形成于18世纪七十年代，其标志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政治经济学”一词从其起源就一直含有管理、控制甚至自然规则的涵义。后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写作的主旨为研究生产和分配规律的《经济学原理》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探寻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而后，马克思在批判地吸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明确的为这门学科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指明了方向，并为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因为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以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某些原理在当前情况下无法运用，这就需要我们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不断探索适合中国的道路，适合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一、当前中国经济宏观局势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人民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无论在经济体制还是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功。就体制转轨而言，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无论是商品市场化，还是要素市场化，都取得了制度性的进展，市场机制已经替代计划机制成为我国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在宏观调控方式上，无论是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还是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都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以及财政政策的公共选择性都在逐渐提高。就经济发展而言，在体现经济规模的数量指标上，1978年以来，以GDP反映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62%，2007年我国真实GDP总量已达249，529.90亿元，比2002年增长65.5%，年均增长10.6%，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增长1.71倍;外汇储备超过1.52万亿美元。
可以说，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特别是由于从改革初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改革过程中的问题以及国际环境的动荡和不安所导致的一系列隐患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被暴露，宏观经济经过九十年代的通货膨胀，经济“软着陆”后再次面临调控，当前宏观经济失衡有着如下特点：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但同时消费需求增长乏力。2、物价总水平低，但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值高。3、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但同时面临严重的“通缩”威胁。4、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但失业率继续攀升。5、人均收入不断增加，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如何实现宏观上的经济调控，保证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如何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分配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因为只有提高处于中下收入水平的那部分人的收入水平才能增加整体的消费边际倾向，增加消费需求，从而带动经济发展，调节通货预期，维持社会的稳定安宁。
二、政治经济学的新解释
笔者认为，政治经济学可以分别进行解释，可以就“政治”和“经济”进行具体分析。“政治”是指一个社会运用国家权力做出“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和“如何得到”的决策，该过程是一个集体选择的过程。简而言之，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制衡”。如何就各个利益团体之间进行协调，作出使所有成员(至少是大部分成员)满意的利益分配，在各个团体之间寻找制衡点，是政治的主要目标和努力方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平”。“经济”则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进行配置，收入或社会产品如何通过分散化的过程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最优”。如何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寻求最优方案，实现最优的产出是经济的主要目标。也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和“效率”两者之间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具有矛盾统一性。而政治经济学则可以认为是在保证“政治制衡点”的前提下寻求经济增长的最优解。因此，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在当前宏观条件下如何处理分配问题，无论是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还是为宏观政策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依据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初，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其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指的是效率方面，而实现共同富裕则代表了公平的想法。而关于在收入分配过程中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理论界向来有不同的表述，也是一个不断改进、不断深化的过程。
改革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效率和公平问题的模糊观念有：(1)把公平错误的解释为收入平等。这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观中十分常见，主要表现是平均主义和“大锅饭”。(2)公平的“物质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公平的实现程度是同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增加成正比。以此观点为前提，才有了先效率后公平的主张。(3)把公平和效率看成一组无法协调的矛盾，追求公平必然要牺牲效率，追求效率必然要牺牲公平。该观点认为“只能有一方为主，另一方为从”，时下向效率过分倾斜的主张就是以此为前提的。这些模糊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人对公平和效率的看法，而作为国家，对这个问题也是在不断的探讨和深化中。此前，我国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十四大报告提出“兼顾效率公平”;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都坚持了这个说法;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四、当今宏观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处理
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依靠产业结构变化带动要素投入扩大，进而拉动总量的扩张。同时，由于市场体制改革导致要素效率特别是资本效率显著上升，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长久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个突出的问题，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所有制变化势必影响要素的效率，但对劳动和资本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对资本效率的提升是对劳动效率提升的900多倍。这样，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中下收入人群相对收入减少，高收入人群更倾向于投资，从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固定投资过热。过热的投资导致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的过快、过猛发展，从而拉动日常消费品物价水平的上扬，人们则将更多的钱用于防止通货膨胀，减少了其他物品的消费，从而导致高的通货预期。
(一)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实现分配的公平。针对劳动者因客观条件不同而出现的收入分配中的事实上不公平，政府可以通过完善经济调节、缩小按劳分配实施对象客观条件的差异，弱化由此而导致的收入分配中事实上的不公平。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维持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是缩小收入差距、形成公平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条件;促进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的形成。二是打破不合理的垄断。深化电信、电力、石油、民航、金融、铁路等行业改革，进一步引进竞争机制，防止其凭借垄断地位为其从业人员谋取高工资、高福利，为企业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三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应进一步完善政策、增加投入，建立农民增收减负的长效机制，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完善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二)通过完善整个社会制度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改革至今，虽然在社会制度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仍然存在着阻碍经济增长和分配公平的地方。一方面要继续加大改革力度，完善社会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在分配途径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随经济发展能够切实得到逐步提高;另一方面积极发挥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政府则更多地注重社会体系和自身体系的完善，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一是加强政府反腐力度和制度建设，制止权钱交易。保证政府作为一个规则制定者的角色，防止政府人员运用职权参与分配，从而损害劳动和资本要素的效率。二是加强法制建设。要保护劳动者应有的经济地位、精神尊严和合法权益，将劳动者权益纳入法制轨道，放到重要的分配平台。三是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强调“信用”准则的弘扬，加大诚信经商的宣传力度。政府机关规范执法行为，提倡“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承认按贡献、按市场效率大小实现经济收入是道德的，而通过欺诈、贪占等手段获得收入是不道德的。
无论是何种经济情况都是诸多因素互相作用而形成的，现象的背面往往拥有着极其复杂的成因，只有将经济理论的原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探索和实践，才能找出经济现象的真正成因，从而制定出相应的政策，维持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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