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还试图寻找调和工人与资本家矛盾的方式。马克思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称之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并批评穆勒及其追随者们所做的一切是“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到马歇尔进行第二次转换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工人阶级的行动指南，于是，西方经济学研究视角不得不转向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第二次转换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相对缓和，而其内部经济运行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西方经济学研究视角的第三次转换和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转换主要是围绕其经济理论本身的修补、完善而展开的。
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转换经济学研究视角，是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一条基本规律。
第三，经济的本质关系与现象的关系。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或经济的本质关系的科学，西方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学科。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把两者截然分开，似乎经济本质关系只能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只能由西方经济学研究。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把资本主义制度关系作为既定前提和目标就反映了其倾向性，说明它以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但并不忽视经济关系。正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所说：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密切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它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另一 方面， 标志着西方经济学最新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肯定，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分析的成果得到承认的事实表明，西方经济学也存在着一种“回归”研究经济关系的趋向，尽管它们所研究的经济关系是表层的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资本论》看，经济关系研究与经济现象研究也是相互统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第一卷中所要考察的是资本主义本质，而在第三卷中“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中，我们不应回避经济现象的研究，而且，根据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一方面要围绕社会主义本质经济关系的实现加强对社会主义各种经济现象的研究，另一方面要由封闭走向开放，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经济现象研究的有用成果。这正如西方学者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研究方法、经济范畴甚至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制度分析一样，对理论的发展能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
第四，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揭示指导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而不是研究经济政策。在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经济政策并供政府决策部门和相关经济主体选择，是经济学“致用性”的具体含义。所以，要改变目前政治经济学作为“政策解释学”的形象，必须调整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关系次序，即由“用理论去解释政策”转换为“由理论推导出政策”。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路径初探
从“建设”和“发展”的角度转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重构其研究体系和研究内容，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由于社会主义现实经济还处在不成熟的阶段，还需要人们去认识、摸索，总结其规律，需要人们进行理论创新。这一工程需要经济学界的共同努力，本文在此只能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的路径提出若干设想。
转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首先必须在研究体系上突破目前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二分天下”的框架，将其“合二为一”，建立由经济制度关系、经济体制关系和经济运行关系等三个层次关系组成的体系。
“二分天下”体系的根本缺陷不是一般的有姓“资”姓“社”之嫌，也不是简单的内容重复问题，而是在强调对立的同时，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并存、作为经济形式在社会主义内部并存等情况下内在的经济联系，从而不利于人们科学地认识、利用经济规律。
构建政治经济学新体系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是能够成立的。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有关思想，生产关系从横向来看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狭义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从纵向看，不仅有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有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派生的生产关系;不仅有国内的生产关系，而且还有“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也就是说，生产关系是一个由多层次关系组成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社会生产关系本质属性的关系，如《资本论》中所说的私有制度、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等，这可称为经济制度关系;有在经济制度关系支配下发挥作用的关系，或以各种形式外化或反映经济制度的关系，如《资本论》中所说的财产资本(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股份资本(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经济形式的安排与工厂监管制度、市场自发调节等管理体制，这属于次一级的关系，可称为经济体制关系;有属于一般社会经济运行的关系，如《资本论》中所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或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关系等。
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这在“合二为一”的新体系中同样可以得到体现并且更趋完善。一方面，静态研究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可以更好地研究经济关系一般和比较研究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下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从动态角度研究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可以始终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一主线，并通过这一人类社会共同规律的两种表现形式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贯穿起来，即在经济制度关系层次上，按照经济制度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共同规律的第一种表现形式)进行经济分析;在经济体制层次上，按照在既定的经济制度下经济体制关系也要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共同规律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展开经济研究;在经济运行层次上，分析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约束下的微观与宏观、封闭条件下与开放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机理。
按照“合二为一”体系的研究 主线和思路，还需要更新其研究内容。
一是在经济制度层次上，实现由为生产关系研究经济制度关系向为夯实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而研究经济制度关系的转换，重视经济制度关系的现实基础的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基础还不雄厚，所以，我们研究经济制度关系，是为了探索公有制优越性发挥的途径，强大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从而使坚持社会主义真正变成人们的信念和自觉的行动。
为此，在这一层次上，我们一方面要静态研究经济制度关系一般，动态研究经济制度关系的演变规律，揭示人类社会交替的过程。另一方面，要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这一中心，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所有制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条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分析在经济基础薄弱条件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效率区间、矛盾及其解决;考察公有制度的本质关系在分配过程中的实现，以及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途径;探索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发挥的现实路径，等等。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一层次的研究中，我们不能回避在生产力不发达和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行为还带有“旧社会烙印”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实现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的研究。在传统的经济研究中，我们不承认或忽略公有制在实践中面对人们的“私”的观念、行为所产生的矛盾，这是公有制的优越性难以有效发挥的原因之一。的确，所有制关系可以通过革命迅速实现由“私”向“公”的转变，但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不可能同步实现转变。我们应该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的存在，经济学能做而且应该做的是研究两者的关系，找到“公”与“私”的协调机制，规范“私”的实现机制和实现次序，并引导其为实现“公”的本质要求服务。
二是在经济体制关系层次上，实现由“体制内分析”向“体制内、外分析结合”的转换。这里所说的“内”和“外”，是就生产关系系统三个层次的关系而言的。传统的经济分析主要是就体制论体制的。在政治经济学新体系中，“体制内、外分析”的主要内容是指：
在经济体制关系层次内部，在静态研究经济体制形式、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作用区间和实现机制，动态研究其运动规律的同时，重点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演变过程为考察对象，研究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机理，在这方面可以而且应该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可借鉴的研究成果(如市场有组织和市场信息不完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市场制度建设理论等)和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为探索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服务。二是以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考察对象，通过纵向比较研究(改革前后)和横向比较研究，探索社会主义的目标体制模式和现阶段促进体制转型的成本、路径、次序和相关制度安排。
在经济体制关系层次外部，主要研究：(1 )经济体制关系对经济制度关系(第一层次的生产关系)变迁的效应。一方面，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规律及其对经济制度关系的影响，这是现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中非常薄弱的环节。从马克思时代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到列宁时代的国家部分干预的市场经济，再到目前的现代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规律如何?它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起到了何种作用?这一体制模式的变迁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另一方面，我们要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同的经济体制与公有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探寻公有制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形式和过程。(2 )经济体制关系对经济运行关系(第三层次的生产关系)所产生的效应。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制度关系和体制关系约束下运行的，在既定的经济制度关系下，经济体制关系不同，经济主体的目标、行为选择从而经济运行的方式、过程和政策效果也就不同。政治经济学既要考察经济运行一般，更要研究经济制度、体制等约束条件下经济运行的状态、政策及其效果。
三是在经济运行关系层次上，要实现由“封闭”向“开放”的转换，这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理论研究上的“开放”。在经济运行层次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很多共性，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很多可以为我所用。我们所要做的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选择，利用一切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目标的人类文明成果。
第二，经济运行分析方法上的“开放”。我们必须从追求自圆其说的分析方法转向现代经济学的次序分析，它是一种根据不同约束条件下经济运行产生的不同效果研究相应政策、措施，并在比较分析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成本与效应的基础上决定其推进次序的方法。
第三，经济运行体系内部三个层次间的“开放” 。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要重视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研究。上文说过，目前西方经济学界正在经历着第四次研究视角的转变，其主题就是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用微观经济行为去解释宏观经济现象。斯蒂格利茨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经济学家们开始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裂提出疑问。整个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和作为它的基础的微观经济原理联系在一起;经济学原理应该是一套，而不是两套。”(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改革是有借鉴意义的。二是在对外经济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之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面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践，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加强外部经济的内部效应研究，即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运行的效率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影响;宏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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