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三十年代以来，我们经济史的研究总是重生产，轻交换，甚至不研究交换，这是因为，我国原有重本轻末的传统;在革命战争和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最关心的当然是生产;此外，还受苏联思潮的影响。斯大林认为，商品交换“不是一切社会形态而只是某些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现象”(《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因而在《政治经济学教料书》中所列政治经济学定义，如前文所引，删除了交换。在我国，轻视交换的思想是到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才扭转过来。
恩格斯在文中不仅讲物质交换(Austausch)，还提到广义的交换(Verkehr、译交往)。我曾有文论到，人类社会的交换实早于生产，愈在古代，交换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愈重要(《试论交换经济史》，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就封建社会说，在欧洲，因日耳曼人入侵破坏了城市和商路，中世纪出现乡村化和商业凋敞的现象，人喻为“回到野蛮”。这只是历史上一个特例。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总的说，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比较正常的。这方面应重点研究，补西史之不足。
恩格斯在讲生产、交换必然产生相应的产品分配方式以后，给广义政治经济提出了第二个定义，也是更完整的定义，即“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这里没提“规律”，而提“条件和形式”。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所谓规律，通常指事物关系和演变的内在必然性;规律有客观性，并常需一定的精密性，不能是“大概如何”。事实上，在经济发展中，真正成为规律的是很少的。我查《资本论》，第一卷仅有八处标明规律字样，而八处都是讲价值规律，第二、三卷中提到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供求规律、人口规律，仅此而已。象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利润平均化等，都不标明为规律。马克思对规律的用法是很严谨的。苏联学者喜讲规律，往往规律连篇;不过他们对规律的理解不同，如认为发展趋势就是规律(尤金:《哲学小词典》)。这并不可取。
以中国封建经济史的研究而论，时间那么长，演变十分繁复，要总结出真正的规律，实在很难。并且，研究产生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为当今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决策提供借鉴，规律过于概括，反不易说明问题，恩格斯的第二个定义提出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条件和形式，这就开拓得多了。“条件和形式”，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运行的“机制”，包括各种作用的因素和变数，这正是客观经济要研究的主要问题。这种研究也比较具体，便于应用。
以上这部《中国封建经济史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希望能帮到你，愿各位同学能写出优秀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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