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精品学习网为您编辑了“剖析韩国主导型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发展”
剖析韩国主导型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发展
一、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背景
（一）权威主义政体
———政府主导型模式形成的政治基础一个经济落后、社会秩序混乱，外部压力很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政治稳定。而没有制度化和缺乏稳定的民主政治框架所带来的政治竞争会急剧削弱后发国家的能力，不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鉴于很多后发国家在长期殖民历史中，缺乏民主政治的基础，加之经济基础大部分都极其脆弱，在独立后的政治实践中，大部分国家出于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选择了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在韩国，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成了维护政治稳定的最好手段，依靠强势的权威主义政权带来的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广泛的政府干预，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韩国的经验来看，战后持续的权威主义政体在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毁灭性的内战和随后的政治动荡之后，从1961年起，韩国经历了长达32年的军人集权统治，而这一时期也正是韩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个时期政策和体制变化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权威并且高度集权的政府。正是这个政府维持了政治和社会的高度稳定，并把加快经济的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权威主义政府依靠强制力使得提出的目标和政策没有遇到严重的和有组织的反对，能够比较顺利地制定和实施政策，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而这些对民主制的政府来说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事。韩国权威主义政体对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主要作用和影响在于：
1.能提供秩序、纪律和稳定，解决了韩国实现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稳定，发展无从谈起，虽然这种稳定是基于强权高压控制下的稳定。战后初期韩国在制度建设上很薄弱，选举、政治运动和民主的协商会引起混乱和不稳定，要实现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掌权者来总揽大局。
2.为韩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如果离开了强有力的政府，根本无从谈起。而从朴正熙军事政变起形成的长达三十余年的权威主义统治为韩国实施有效又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提供了可能。
3.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有限的国家资源，集中力量，依靠政治权力强有力的控制力和对资源的绝对支配能力，比民主政权更快、更好地完成既定目标。
4.政策制定和执行更具灵活性，没有受到其他政治力量过多的牵制和干预，为实施灵活的实用主义政策带来保障。
5.在冷战和南北对峙的背景下，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很好地控制了左翼力量的发展和壮大，防止、限制了工会造成的混乱和给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维护了经济发展的良好秩序和环境。
（二）贫穷与落后———经济背景
战后韩国经济发展的基础非常薄弱，经济政治环境及其恶劣。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力低下，1961年人均GNP仅80余美元，属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列。市场机制不健全，同时又面临着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垄断资本的竞争，在国内外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力量对比悬殊的不利地位。
这样的条件决定了韩国经济发展不可能走放任自流、自然发展的常规发展路径。如果没有创新，选择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独特发展路径，只能永远处于落后地位，无法实现经济的赶超。为摆脱这些困境，由国家制定和推动战略性导向的发展计划，改革内部社会关系和经济条件以及调整外部国际关系成为必然。
申克龙对欧洲近现代工业化的经典性研究说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对那些后来者来说，更加困难而且更加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例如，单从资本的积累来看，当英国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工业化进程仅处于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阶段，其对原始资本积累的资金数目要求不高且相对容易实现。当德国开始工业化的时候正处于以化工为主的重工业阶段，其对资本积累的资金数目要求要高得多而非单个和少数投资人所能承担。
因此，对于处在战后经济恢复期且面临更激烈竞争的韩国经济发展来说，政府的干预和支持显得更为需要。他们选择的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去培育、扶植和发展市场，弥补市场自我调节所产生的弊端，推进经济发展。同时它又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政府的调节、干预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在干预过程中，形成了政府和市场的合力，创造了政府和市场二元机制组合的新机制。这种合力和新机制正是韩国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韩国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正是利用了这样的机制创新和政府与市场的合力，韩国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汉江奇迹”。
（三）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
韩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在世界政治体系中，韩国所处的地位十分特殊，一直处在世界大国相互对抗最激烈、最具危险性的地方。经济方面，基础薄弱、资源匮乏，这些决定了韩国政治经济具有很强的对外依附性。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尤其对美国）的依附是明显的。政治上不能脱离美国对军人政权的支持和认可；经济方面，在1965年以前韩国是仅次于越南、以色列的第三大受援国，其后又从美国大举外债，成为第四大债务国，出口导向的经济也严重依赖对美贸易。这种状态促使韩国的政治精英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安全十分脆弱，因而大力发展经济，从获得经济上的富足来谋得生存与发展；面对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以维护国家安全，甚至实现国家统一；确立国际交往中与西方强国的平等地位等政治动机在推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韩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足以使韩国陷入“依附困境”，但韩国却出乎“依附论”者们预料，在探求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没有完全遵循“世界体系———依附论”的观点，而是在“依附”的基础上强调内源性发展，依靠国内的制度创新和全面动员有利于发展的所有内外因素，依靠自身努力成功摆脱了大多数处于“外围”的后发国家容易陷入的“依附困境”。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促使民族主义强烈的韩国政治精英们意识到，完全依附外部实现经济发展、特别是自身安全，对于韩国来说是不可行的。处于冷战对峙最激烈的前沿地带，身处美、苏（俄）、中、日四大国的夹缝，抵御日益强烈的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继而实现南北统一等特殊背景决定了韩国不仅要依附强国，更应该依靠自身的力量。
在韩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很多重大的战略选择，大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比如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积极推进并主导的重化工业发展战略，改善本土基础工业、调整产业结构、加强产业竞争力等发展经济的动机固然明显，但维护国家安全、提高自身军事实力、减少对美防卫依赖、提高自身自主防御能力的动机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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