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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研究论文
一、关于国内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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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发展当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我斗胆建议一次性清理、重新处理“六四”期间被捕的全部知识分子，理由如下：
1．此举在当前较好国内外形势下进行，可主动卸除一个政治包袱，消除美国及西方对我国“人权攻势”的一项重要内容。此策似为让步，但实潜具主动权的把握，可为进一步改善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关系开辟道路。
2．客观地看，1989事件是一次极为特殊的历史事件。构成此事件的原因，乃是复杂国内外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背景，将其责任（包括法律责任）简单地追究于少数个人是不活富的。
3．与1989事件有关的若干主要自由化知识分子（包括被通缉者），如方励之、万润南、严家其等，现都以不同途径出走国外，其中方励之是在美国庇护下出国的。而长期关押另一些知识分子，似会给人以执法不公正感觉。
4．知识分子不同于在1989事件中打砸抢的刑事犯罪分子。对后者，自然不适用此一建议。
5．有条件释放在押知识分子，可进一步发展当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有利于进一步形成一种团结、和解、祥和、安定的姿态、气氛。
但考虑到国内外仍极其复杂、潜流多变的形势，为免除此举对国家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如采纳此一建议，则以下几点又似应防范：
（1）应申明宽大释放绝不是为“89事件”平反，也不是为这一事件的翻案准备条件。可以适当方式重申，1989事件政治性质的认定（“动乱和暴乱”）没有错误。
（2）对涉足1989事件的在押知识分子，做从宽处理应是有条件的。此条件即是在释放的同时，在原则上限制他们在今后若干年内的政治活动。
此议似可以考虑以下三种办法：
（1）以个案处理。如允许有病者取保就医。
（2）对有悔改表现者缓刑、减刑等。但同时明确警告限制其迁徙及政治活动。
（3）对本人要求出国者，可采取适当办法允其出境，但在若干年内限制回国，直到他们对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已不构成潜在威胁时为止。
应特别说明，以上只可施于与1989这一特殊事件有关的知识分子，并且下不为例。建议立法，对现行威胁国家安全的分子与集团，给予必要的打击。
以上建议，不知妥否，敬请审酌。如谬，请谅。
（二）
“我最近研读了伦敦国际战备研究所《1991－1992年度研究报告》。注意到，该报告中对中国当前形势评述称：中国当前最大的面临问题是“政治接班”问题。云中国“由于面临第14次党代会，出现了权力斗争的紧张气氛”。
报告称：
“中国行政管理机构内部的紧张气氛已削弱了它们保持全面控制的能力。中央政府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权力斗争的加剧及伴随而来的政治不稳定，使下层政府官员能够推行他们可能不同意的比较保守的政策。”
“表明中央政府的权威在下降的另一点是，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的权力正在日益加强。中央政府只控制着国家预算总额的大约40％。它能否得到其余的部分取决于各省是否愿意上交他们在当地收集到的资金。在过去的几年里，各个省越来越拒不同意将这种资金转移。鉴于中国国内各地区在发展、经济改革进度和进入国际市场机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趋势将会进一步削弱中央对各地，尤其是对迅速发展的华南沿海地区和内地其他经济发展先进地区行使权力的能力。
此外，政府还面临着来自少数民族的新的和相当坚决的反抗情绪。”
“现在这个国家也许不会马上陷入危机。但引起前一次（1989）危机的内在原因仍未消除。隐隐约约出现的国内外挑战仍比不费力发展的机会大。”（以上请参看《参考资料》，这些分析似很值得中央领导同志给予注意。）
（三）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人不断批评中国的“人治”和“老人政治（伦敦报告中也提到这一提法）。我对此现在有一点小小异议。
所谓人治就是权威政治--围绕一位或数位权威领袖做出最高、最终决策。我们很难设想，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如果中央没有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权威中心存在，会取得今天的成就。而今天人们所担心的、敌对势力所期待的，也正是在这一权威核心万一消失之后，中国可能将出现无政府状态。
法制和政治民主制度的形成，需要历史、经济、文化的相关条件，需要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仍需要政治权威，需要决策权力的相对集中。否则难以保持国家统一。
民主与法制难以一蹴而就，只能逐步建立和完善。诚如小平同志英明指出的，在中国也许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才能形成一整套比较成熟健全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体系。那么，在无政府状态与权威政治之间，有权威当然比无政府好。自然人们更期望，权威是贤明的权威。
中国之国情（所谓国情，也就是说如不要社会动乱，不要国家分裂，不要未来发生兵荒马乱），限定了中国在可以看见的一代人时间内，尚不能从抽象理念出发搞“轮流坐庄”的权力分配制度。仍难以施行西方式四年一选及民间直选国家核心领导制度。
所以我窃以为，中央必须有一个承担责任的权威中心，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支持权威核心的政治基础。权威制度仍所需要，由人治向法治的过渡需要稳步进行。这个问题，关系到下一时代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配置问题。如不解决好，则不要谈坚持百年改革与开放大计，甚至连维持社会基本稳定也不可能。但此问题如能解决，此险情如能渡过，则我国国运必将有新的转机与大的昌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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