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可借助的催化剂—外部动力—包括：外资、外部市场、外源性技术以及外部制度。这是一篇从经济追赶模式透析后发优势机制的内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释了“后发优势机制”的核心在于外部动力的内生化;然后通过剖析出口导向战略，分析了发展中经济利用外部市场的正负作用，对后发优势机制的核心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结合本文所强调的后发优势机制的核心，简要评议全球性金融危机下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论文关键词：后发优势机制 经济追赶模式 中国经济
理论分析：后发优势机制的核心
在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都是通过内部积累，以自然演进的方式而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过程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用“后发优势机制”无疑将加速这一过程。“后发优势机制”是指，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通过建立与外部先进经济的联系，形成一种由于“落差”而产生的外部动力，在外力带动下，经济起飞并实现高速增长;外力的作用能否真正发挥，主要的决定因素在于发展中国家自身;外力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发展中国家能否持续将其内生化为自身动力。
在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后发优势是低级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如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在后发优势发挥和实现过程中，高级的要素禀赋不断形成和持续积累，如人力资本形成且存量不断增加，从而更高层次的后发优势被创造出来并得以利用。但是，后发优势的实现和提升并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政策，增加生产性资本积累和超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在经济赶超过程中，要注重通过制度学习和强制变迁进行社会资本积累。简言之，“后发优势机制”是将外部动力内生化为自身动力、并不断提升后发优势的过程。由此可见，外部动力仅是经济起飞和追赶的催化剂，经济追赶的真正动力来自于发展中经济的内部积累。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可借助的催化剂—外部动力—包括：外资、外部市场、外源性技术以及外部制度。发展中经济所能够借助的外部动力并不相同，如东亚在发展初期为了避免外国资本对本国或地区经济的冲击和控制，较少地利用了外部资金，而较多地利用了外部市场，普遍采取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而东盟一些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就较多地利用了外资。
不管以何种方式利用何种外部动力，其作用的真正发挥取决于在使用外力过程中，能否将其内生化为自身的社会能力(技术能力+制度能力)，否则，外力的利用将是一个孕育经济危机的过程。如对外源性技术的过分依赖，可能导致经济陷入“技术追赶陷阱”，利用外源性技术的关键是将其内生化为自身的技术能力;生硬地移植外来制度可能引发自身经济体系崩溃，“休克疗法”式经济转型直接导致前苏联的解体，因此移植外来制度要注重与本国制度和文化环境的融合;对外资的不合理利用，导致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债务危机”，因而只有以技术标准来衡量外资的作用，才能有效避免外资的负面影响，并在利用外资时形成“后发优势叠加效应”，通过利用外资不仅缓解资金匮乏，而且，在输入资本的同时，输入国外的先进技术，新加坡主要以引进直接投资的方式利用外资，有效促进了本国的技术升级和经济增长;同理，利用外部市场的出口战略如果不以技术升级为目标，可能沦为发达国家的资源供给国。
实证分析：外需拉动型增长战略的国际比较
本文以外需拉动型增长战略的国际比较为例，对后发优势机制的核心在于将外部动力内生化为自身能力的结论进行实证分析。外需拉动型增长建立于存在外需这一前提之下，如果一旦外需消失，这种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将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在外需存在的条件下，通过出口推动经济发展也是有条件的，仅仅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出口初级产品获取外汇收入的战略并不成功。
拉美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典型，19世纪下半叶拉美各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它们具有比较优势的矿产品和农产品，虽然某些拉美国家确实从这种发展战略中得到暂时的好处，但这些国家却不属于发达国家之列，其根本原因就是技术落后，在国内没有发达的工业体系，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经常性地遭到来自发达国家的战争威胁，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进程;俄罗斯曾将经济增长寄托于依靠原油出口获取大量外汇收入，被学术界称为“科威特化”。
自然资源出口增加反而阻碍经济发展的例子还曾发生在发达国家荷兰，20世纪60年代，荷兰发现了蕴藏量丰富的天然气，随着开采和出口量的上升，出口收入快速增长，然而，天然气出口收入的扩大产生了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副作用：由于出口外汇收入增加导致本币升值，使得制造业部门处于不利地位，制造业的不景气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这种由自然资源的“繁荣”带来的副作用，被冠上了一个专门术语—“荷兰病”，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继出现在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和墨西哥等国家，“荷兰病”现象更有力地说明了依赖自然资源出口对于制造业本来就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可取的。
因此，扩大出口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获取外汇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在贸易中学习”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增强自身的技术能力。当以技术为标准衡量出口战略时，贸易保护就是必不可少的，在本国技术不成熟、产业处于幼稚时期，通过进口替代避免外国竞争者的冲击;当本国技术水平提高后，产业进入成熟期，再通过开放引入外部竞争而提升本国技术能力。与此同时，引进的技术必须在应用于面向国际市场的生产中，才能够在更广范围内整合内部资源，并进一步拓展外部资源的利用空间;仅仅通过进口引进技术而不发展出口产业的模式，会造成国际收支失调等一系列问题，而由于外汇短缺，进口国外先进设备将受到限制。因此，利用外部市场的战略不是简单的扩大出口战略，准确地说应是“技术升级出口战略”，这与“初级产品出口战略”形成对照。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要有效利用后发优势，必须抓住这一机制的核心—在利用外力过程中将其内生化为自身动力，促使后进经济不断提升社会能力，包括技术能力和制度能力的全面提升，而这也有赖于后进经济在经济追赶的早期阶段就具备一定的社会能力，因而，以追赶为目标的“发展型政府”必须有意识地进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和积累，为外力内生化过程奠定内在条件。
后发优势机制在促进我国经济转型中的应用
如果说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技术升级是经济增长本身，那么，外资、外部市场和外部制度能否得到有效利用的关键是，能否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外源性技术”并使之得到有效利用。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跨国公司对关键技术的转让是极为有限的;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的倾向时有抬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在加强。这都增加了获取外源性技术的难度。
然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兴起，又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源性技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世界经济一体化将增强不同国家之间的知识外溢效应;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速度加快，跨国公司的本地化战略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外源性技术创造了条件;信息技术的低成本复制和高速传播特性既增强了技术模仿型后发优势、也增强了技术创新型后发优势，技术-经济范式的更迭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后来居上的契机。能否抓住这一有利契机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利用后发优势机制的过程中，抓住其核心，将外力内生化为自身能力，归根结底，是一个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断投资和积累的过程。罗斯托所认为的发展中经济将重复发达经济走过的道路的“线性思维”虽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但他所主张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同样需依靠内部积累的看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我国经济的起飞时间并不是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所说的1952年，而是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1978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以年均9.8% 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GDP增长了68倍。然而，经济增长的“中国速度”从微观视角来看，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使得“中国制造”行销全球，从而迅速提高了GDP比例，但这种“外需拉动型”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民工荒”现象成为这种增长模式的弊端显现，突如其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全球性经济危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为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当前我国过半的GDP由境内外资企业创造，主要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必须向依赖内需拉动的模式转换，这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转向内需拉动模式并不意味着后发优势将不复存在，相反，追赶型经济可供利用的后发优势将从低层次后发优势提升为高层次后发优势。技术追赶模式必须作出调整和转换，从利用技术模仿后发优势提升为主要利用技术创新后发优势;制度建构也必须以有效激励自主创新为目标。在尽可能发挥和提升技术和制度后发优势的过程中，相应要求自然资源型、资本型、人力型后发优势的充分利用和适时提升。
从依赖自然资源比较优势，专业化于低附加值、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产业，向依靠自然资源后发优势，发展节能型、生态友好型技术，提升产品附加值，实现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转型;资本后发优势要求从低层次的“资本形成”后发优势向高层次的“知识外溢”后发优势提升，这需要调整引资政策、积极发展“研发型”对外投资;人力后发优势的利用要从低层次的劳动成本低廉优势向高层次人力资本投资后发优势转变，人力后发优势的提升意味着追赶型经济体在参与国际分工模式和内部发展模式上都必须进行转型，国际分工中须从以往依靠低成本、低价格的国际竞争优势、被动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落后产业转向主动选择和发展技术含量高的产业融入国际分工，为国民创造从事“高质量活动”的条件。从经济发展模式来看，作为人口大国的追赶型经济，劳动成本的提升意味着必须从“低工资、低效率的外需拉动”模式向“高工资、高效率的内需拉动”模式转型。
我国的28个主要产业里，已经有21个被外资垄断和控制，这可以看作我国的危机，也可以看作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空间。通过“刺激内需”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除了提升老百姓的购买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让我国老百姓的钱花在我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上，创造美国人福特曾创造的：让每个制造福特汽车的工人能买得起、并愿意买的是福特车，而不是别的车。让已经开放的我国退回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走向世界就不能避免国际竞争;正在崛起的我国要强化自身的实力，必须敢于竞争、乐于竞争。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展开竞争的主战场已转到本土市场。如何利用“后发优势机制”，增强自身技术能力，收复失陷的境内市场，恢复民族企业活力，依靠的是自主创新和民族品牌的国际(国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商务印书馆，1982
2.[印度]纳谢德•福布斯，[英]戴维•韦尔德[著].沈瑶，叶莉蓓[译].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管理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技术与创新[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侯高岚.试析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跨越与经济赶超[J].生产力研究，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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