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最突出的职能在于作一介商人，将由商业银行转移而来的不良资产，做好分类、整理和包装，最后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从而完成其历史使命。应当说，中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它的历史使命是短暂的。
既然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主要是买卖“不良资产”，不论它是直接地削价销售银行的“不良资产”，还是先持股某些企业，再转卖如此股份，现有的国有企业的真正主要股东是发散性的，即是敞开向社会的，丰富多采的。其中一些企业可能还会由国有资本控制，但另外一些企业就可能被其它的资本控制了，如果允许国外资本进入，相当多的“债转股”企业还会成为新型的中外“合资企业”而消灭“国有企业”的名称。从表面看，“债转股”未来真正的主要股东，取决于政策决策部门对于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即是对谁开放，谁就可能成为主要股东。其实，在现实格局下，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选择的选择过程，国家财政对于“债转股”而持有全部国有企业的股份(完全的国有资本企业)不再可能，国家财力根本不够，资本市场不开放，或者说不大大地开放，“债转股”就没有实现的基础。因此，资本市场由不得我们通过某种“政策决策”来阻止，而是只能够被迫地放开。那时，现在要求“债转股”的国有企业就必定无疑地走上了非国有资本进入之道，甚至于出现非国有资本为主的情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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