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体与公共之间追寻既脱离了奥威尔早期创作只注重刻画孤独个体的沉闷,又没有后期作品偏重呈现公共世界的残酷,忽视个体丰富性的政论风格
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创作分为30年代和40年代两个时期,《上来透口气》(ComingUp For Air)写于1938年,发表于1939年,是作者前后期创作的过渡。欧文·豪(IrvingHowe)十分推崇奥威尔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对这部作品却评价甚低,说它“无关紧要”,甚至由此认为奥威尔“不具备一位真正的小说家的创造性”(qtd.in Meyers,George Orwell:The Critical Heritage 160)。然而,细读之下不难发现,欧文·豪所言并非事实。如果说奥威尔的前期作品是表现个体的孤苦求索,艺术上过于沉闷,而后两部作品是揭露公共世界的残酷性,偏废了个体的丰富性,那么正是在这部过渡性的小说《上来透口气》里,奥威尔既注重表现个人的内在意识,又恰如其分地展现公共世界对个体的压迫。而且,小说巧妙地把个体与公共世界间的冲突编织在几组对立关系之中,表现出了奥威尔精湛的叙事才能。下文将通过分析小说中隐藏的四对关系,来探讨奥威尔是如何呈现现代世界里主体失落这一主题的。
一、日常与例外
《上来透口气》讲述了主人公乔治·保灵(George Bowling)在二战前夕返回家乡,寻找田园诗般的童年时光的经历。保灵是一位中年的、中产阶级的保险公司代表,有两个野牛般的孩子,一个爱唠叨的、没有活力的妻子。他自己则工作缠身,正在发胖变老,对婚姻不满,对异性缺乏吸引力。在奥威尔的六部小说中,保灵是唯一一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处于社会平均水平,走在人群中不会被他人所注意的主人公。他淹没在社会洪流中,跟公共世界是合一的。
然而,小说一开头就给这个不为人注意的主人公安排了一系列例外。故事开始的这一天是保灵不用工作的一天。这个例外使他摆脱了忙碌而平淡的生活,站在人流之外观看世界。在这一天,他预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也对自己的人生意义感到迷茫起来。作品中写到,保灵看着上班的平庸人流,感到自己“颇有点哲人的味道”,他认为“部分的原因是在于我没有工作要去做”(316)。他产生了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感受,出现了“梦游人”的想象:“我在想,这噪音大得能吵醒死人,但是吵不醒这群人。我感觉自己好象是在梦游人之城中惟一一个清醒的人”(316)。“梦游人”曾是希特勒用来比喻德国民众的一个意象。奥威尔则多次用它来比喻英国人民。保灵感到那些来来往往的愚蠢面孑L如“十一月的火鸡那样对于自己将要遭遇何事一无所感”(317)。而他同时意识到今天以外的其他日子里,他自己也是平庸人流中的一员,这一点令他恐慌。正是这一突现的清醒开启了保灵与公共世界的分离。
这一天对保灵来说构成例外的,还有他装了新假牙。保灵对此十分感慨,他说:“假牙是个里程碑。当你掉完了最后一颗牙以后,你调侃自己是个好莱坞帅哥的日子一点没错算是过到了头。我四十五岁,也长上了膘”(296)。在作品中,“假牙”这一意象反复出现,构成保灵的焦虑。甚至在设想战争来袭后的未来情景时,他也用“牙”做比喻:“一条小街那儿有个巨大的炸弹坑,整个街区的楼房都被烧空了,看起来像是一颗蛀空的牙”(317)。这一描写极为形象。战争作为世界的灾难,假牙作为个体衰朽的标志,两者恰当地联系在一起。
紧接着,作品交代了另一例外——保灵拥有17镑私房钱。这笔钱来自于一次根据占星术推算出来的偶然获胜的赌马,属正常生活之外的“意外之财”。而处理这笔钱的方式更是保灵人生中的例外。他说,“好象是灵机一动——非常古怪,大概代表了我这辈子的另一个里程碑——我只是悄悄地把17镑存进了银行,谁也没告诉,以前我可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但是我当好丈夫和好爸爸已经15年了,我开始觉得够了”(297)。假牙是个里程碑,存私房钱是另一个里程碑——他想要寻找自己作为个体的人生价值,想拥有自己的私密生活,因此,为了摆脱“好丈夫和好爸爸”这个公共标准,他就把钱“悄悄地”存了下来。
正是站在人流外对人世的观看,正是由假牙带来的人生易逝的衰败感,使保灵成了一个梦中醒来的人,对自身的主体意义进行了反思,萌生了要把当年(1938年)的休假时间用于独自回老家的念头。对他而言,这也是例外。20年来他不曾回过老家,甚至不曾想起他的家乡来;而婚后10多年,保灵的假期全都奉献给了家庭。假期本身是对工作的摆脱,是把自身从工具性中解放出来。然而每回度假,他的妻子总是算计着旅馆是不是多收了他们的钱,孩子们则像吸血鬼一样折磨他。他感到自己的人生就在这样的唠叨和喧闹中失去了所有诗意和价值。因此,他所安排的返乡之旅,是对吞没主体的日常生活洪流的反抗,是追寻自身价值的尝试。
二、胖子与瘦子
保灵身体衰落的另一标志是发胖,他的体重已达94公斤。奥威尔从不把体型看作是中性的,外在于个体命运的客观现象。在奥威尔小说中,胖子都跟社会十分合拍,生活得如鱼得水,而瘦子总是怀有一颗苦恼的心,对人生充满焦虑。保灵的肥胖也使他在跟世界相接触的切面上变得圆融自在,以至感到自己成了公共世界这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丧失了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说的对社会进行批判、超越的“否定性思维”(111)。保灵自己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特点,他说胖子比较“能融人周围环境”(311)。肥胖使得你能跟任何人轻松地打交道,跟社会各阶层友好相处,使你在推销保险方面也比他人在行。保灵甚至认为,与人们通常的想象不同,在讨女人欢心方面,胖子其实也比瘦子更受欢迎。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发胖是保灵失去主体性,达到公共与个人的“和谐”的象征。 然而,保灵不是天生的胖子,他的“胖龄”还只有十年。这使他对肥胖有着辨证的看法,表现出奥威尔的幽默、博学和思辨才能。他说:实际上胖人,特别是从生下来就胖的人,就算从小时候起吧,跟其他人不大一样。他所过的日子跟其他人不在一个层面上,那是种轻喜剧的层面。但对于市场上的杂耍演员或任何一个体重超过二百八十磅的人,他们的日子与其说是轻喜剧,倒更不如说是低级闹剧。我这辈子胖过也瘦过,知道长胖对于人们观念上的影响,长胖好象让人变得不会对事太较真。如果有人从来就是个胖子,从会走路时就被叫做胖子的话,我怀疑他根本就不知道有那种较深层的感情的存在。(310)
他认为,胖子的生活中不存在庄严感和悲剧感,胖人一出场就能叫悲剧变成喜剧,因而 不能想象哈姆雷特是个胖子。发胖的人在社会上占据更多物理空间,外形上没有太多棱角,因而在私人与公共世界相摩擦时不容易感受到痛苦。然而,一旦胖子对自身的肥胖(这快乐的源泉)感到焦虑时,他便会产生自我正在被消解的痛苦意识。而这痛苦意识本身便是对主体独立性的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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