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感情影响下的亲疏之别
信息的焦点集中于不同的因素并由此形成不同的语言功能:集中于说话人,就形成情感功能;集中于语境,就形成参照功能;集中于接触手段,就形成交际功能。[4]因此当人们使用一个亲属称谓的时候,这个称谓融合于当时的语境,便承载了有关使用这一称谓系统的社会中人们之间关系的许多内容。不同的亲属关系在人心理上唤起的感情亲疏程度是不同的。“感情”又可以从两方面去看:心理学可以从机体的生理变化来说明感情的本质和种类,社会学却从感情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去看它所发生的作用。人产生的喜怒哀乐的心理变化固然是生理现象,但是总是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且也会影响人事的关系,因此人的情感和其他个人的行为一样,在社会现象的层面里得到它的意义。
2旁系血亲称谓泛化现象
从“感情”的角度选择称谓词来称呼对方,反映出了中国“四海之内皆一家”的传统思想,同时也有重视人际关系的文化心理。用血缘关系的称谓来称呼非家族成员的现象可谓是汉语亲属称谓的一大独特之处。在中国,可以根据称呼人的年龄和性别选择相应的血缘亲属称谓。如,孩子很自然的会称呼“警察”、“解放军”以及其他中青年男子为“叔叔”。从亲缘关系讲“,叔叔”是父亲的弟弟。在上面的例子中,被称谓者的辈分与年龄不一定与称谓者的父辈相当。这类“叔叔”,不但有称谓的功用,还表达着某种情感。“警察叔叔”就是对从事警察这一职业的男性的礼貌称谓。再如“,雷锋叔叔”这一短语,除了指称作用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雷锋的尊敬和爱戴之情。分析语用实际,可知“叔叔”这一称谓已或多或少地附加了崇敬的含义。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使用亲属血缘称谓称呼非家庭成员的时候,几乎所有用于称呼非亲属的旁系血亲称谓都是父系血亲,而不使用母系血亲称谓。比如,伯伯、叔叔、(大)侄子,只有“阿姨”一词除外。这一现象也反映了重男轻女,以及以父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在现代语言应用中的遗存。“阿姨”作为仅有的一个来源于母系亲属称谓的泛化了的称谓词语,其产生有着深刻的动因,胡培安提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社会发展的需求和语言自身称谓缺位的矛盾性”的观点。[5]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封建思想逐步被剥离,女性的人格意识开始觉醒。女性所参与的社会活动逐渐增多,这就要求语言系统要做出相应的反应。弥补缺位的方法有语言内部的自我组织和调整,“阿姨”一词将原属于亲属称谓的义项增加,泛化为交际对象的指称。《汉语大词典》中关于“阿姨”有6个义项,“阿姨”除了表示“姨母”、“妻子的姊妹”以及“母亲”的亲属关系外,还代表对比丘尼的称呼、称呼跟母亲年岁差不多的妇女、称保育员或保姆。最后两个义项很明显体现了“阿姨”补充交际需要的结果。在社会前进发展中,旁系血亲称谓也在逐步推动着现代汉语称谓系统的完善。
随着核心家庭(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家庭)的比例增大,独生子女的增多,同胞关系的减少直接导致过去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的旁系血亲称谓变得不常用起来,如:大伯、二叔、大表哥等。“家族本位”思想已经逐步为“人本位”思想所代替。冲破家庭的束缚,把自己融入社会,使自己成为社会人,这是现代人的意识。父亲和母亲兄弟姐妹的儿女,这些亲属称谓已经被人名或者一些通俗简单的称呼(如:哥哥、姐姐)所代替,这种简化反映出严格区分血缘远近差别的传统聚居式家族的解体,传统宗法和伦理观念的淡化。汉语传统的亲属称谓出现了简化的趋势,合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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