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世界趋于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追求多元的精神与文化价值已成为一种必然。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翻译标准在争论中发展。
无论在人类的物质生活,还是在人类的精神活动中,翻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有翻译就必然会有对翻译标准的看法与思考。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层次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必然会对翻译标准产生不同的看法,这就可能要展开争论。这种争论是有益的、健康的,它能推动翻译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人类社会就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中发展到今天的,翻译也不例外。着名学者辜正坤先生说得好:“在翻译理论领域,翻译标准问题无疑是最具历史意义的论题。可以说翻译者对翻译标准的讨论,几乎从一有翻译现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因此,这个古老的论题吸引了如此众多的理论家的注意,是不足为奇。”
我国古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 我国的翻译事业约有两千年的历史。佛经的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译者安世高是公元二世纪来华的西域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30多部佛经。后来月支国人支娄迦谶来中原,译 了10多部佛经。他的译文生硬,读者不易看懂,所以从那时起,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一类问题的争议。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的名人。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有“传实”、“贵其实”、“勿失厥义”、“因循本旨”的提法,这就是主张注重传输原着实质性内容,也就是严复所谓的“信”。这一“信”字在唐代译家尤其是玄奘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中长期被奉为圭臬。支谦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他最初不赞同另一译者将炎的译法,说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嫌其译得“不雅”,说明支谦最初也认为“雅”是翻译标准之一,后来才有所更改。由此也可见关于“雅”这个翻译标准即使在当时,就已经在我国译界争论不休了。当时与支谦在一起的人主张“今传胡义,实宜径达”。可见“达”字翻译标准当时也已经提出。到了符秦时代,在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翻译事业出现了一大进步,成为有组织的活动。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译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译的《蜱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译下来的。在这期间,道安请来的生长于西域龟兹的天竺人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译着,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方法,他全改以前群家的直译风格,主张意译,并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他的译着表达了原作风貌,译文生动形象,为我国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08年)译界巨星玄奘出发去印度求经,17年后才回国。在他组织下用了19年时间译出了75部佛经,共1335卷。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着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着作向外国介绍的中国人。他提出的翻译标准“既须求真,又须 喻俗”,意为“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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