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英国的意识流小说大师，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随笔家，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者。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岩石下的水晶。
她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双性同体思想，成为后来众多的女权主义者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在伍尔夫的理论中，双性同体被赋予了文学的意义，那便是借于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相互补足从而能够达到的艺术最高境界。伍尔夫认为，伟大的脑子是双性同体的，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在进行创作中首先应该摆脱的就是个人的‘单性意识’，从双性角度去考虑问题以达到创作的最佳境界。双性同体可说是伍尔夫对于艺术家进行创造寄寓的理想，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女性因素的提出，意味着伍尔夫的“双性同体”作为一种诗学理论第一次明确地强调女性特征这基于伍尔夫作为一名女性对男女不平等的现实的那种清醒、深切而痛苦的认识。她一直试图探索一条重建女性自我，恢复女性社会地位，树立女性坚强自信的道路，也就是主张女性“成为自己”。所以，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对女性因素的强调，是重视现实的结果，无形中打破了历来人们重视男性因素的偏见，使得“双性同体”不至于远离现实的基础而落入空泛。实际上，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是解构男女二元对立这样的父权制原则的概念，它为以后女性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对女权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使得后来的女性批评家或者女性作家更加冷静睿智的看待父权社会施加与女性作家的压力。它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学敏感性”，这种文学敏感性不是女性的，而是双性的。但伍尔夫这位被后人看作女性主义的先驱人物，对自己这一性别写作的有限性保存了高度的警惕。她清楚地认识到，种种原因使得女性处在一个“被剥夺”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并不必然导致“真理”，导致写作方面的任何优越性。在追寻女性写作的传统时，她对写作上的女祖先一一加以清点。她发现较长时间的封闭生活给女性的写作生涯带来了明显的损害，甚至伤害很大。女性被摒弃于生活之外，猜想着外界的情况，并且不可避免地夸大了内心的经验;而等到能够接受外部世界的阳光时，她却又显得太虚弱了，她过于急切地捕捉自己的感受，可是这种感受能力具有太多的主观成分，致使她本人不能确切地知道到底什么是自己真正看见的和感受到的。而更为糟糕的是，她有时会被来自性别处境的“愤怒”所压倒和支配。以夏洛蒂·勃朗特为例，“她并不想去解决那些人生问题，她甚至根本就没有觉察那些问题的存在，她的全部力量——那是愈受压抑就愈显示其强大的——都投入这麽一种断言之中：‘我爱’，‘我恨’，‘我受苦”’。因而读她的书，找不到对于人物性格的细致观察，她的人物帮是既生气盎然又性格单纯的;找不到喜剧性的情节，她的情节既严酷又粗糙;找不到关于人生的哲学观点，她的观点不过是一乡村牧师女儿的想头。尽管她有十分强烈的感受，但那等激烈，那等愤慨，使得她无法把她的天才完完全全地释放。另外，在温奇尔西夫人和乔治·艾略特等人身上也能看到这一点，而在一些二流的女作家那里更是可以时时见到这种情况。这具体表现在她们所选择的题材上，以及她们对现实的愤怒引起的不自然的逞强好胜，对现实的隐忍引起的不自然的温良驯顺中。更甚的是其中虚伪态度的广泛渗透，她们屈从于权威，其想象变得或是太男性化，或是太女性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完美整体性，也即失去了艺术的最根本的品质。为此，伍尔夫写下的这些话对于今天我们当下的“女性写作”似乎更有启发：“像女人那样写，但是像忘记自己是女人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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