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一篇影视作品中的方言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类思维的每一个成果，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用语言的形式肯定下来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详细内容吧~
一、概说
通常而言，影视剧作的制作都要求使用标准语言。在我国，媒体主要使用是以普通话为基础规范化的语言来进行传播的。但是当前媒介之中利用方言进行传播成为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潮流。到最近几年，用方言制作的影视剧也越来越多，并且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例如《手机》、《天下无贼》、《武林外传》、《疯狂的石头》、《大电影》等等。这些影视剧一经播出，便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眼球。那么究竟为什么影视方言现象愈来愈多，而且颇受欢迎呢?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主要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语言和文化、社会语言学。
关于“方言”的概念，语言学上的方言包括两类：一是社会方言，社会中的人群由于性别、年龄、社会分工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言语集团，同一言语社团的人们之间相互联系密切、交际频繁，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社团的特点，平时我们说的“……腔”如“官腔”、“学生腔”等就是一种社会方言。二是地域方言，这也是通常意义上的“方言”，是全民语言在不同地域的分支，即汉语中俗称的“话”，如“上海话”、“山东话”等等。我们所说的影视作品中的“方言现象”也就是指影视作品中出现的“地域方言”，文中的“方言”均指“地域方言”。
二、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看影视方言现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类思维的每一个成果，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用语言的形式肯定下来的。研究语言不能不顾文化，研究文化也不能无视语言。方言和语言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通行区域上的区别。“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不仅是思想和感情的反映，它实在还对思想的感情产生种种影响。”所以地域文化是方言无法背离的文化纽带，而以方言形式表达出来的影视剧也反映出这一处的地域文化。
方言传播实际上是对地域文化的一种认同。哪一种方言(基础方言)成为“雅言”、“通语”、“四方之通语”及后来的“官话”，是由客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决定的，自然说这种话的人就具有语言的优越感，而现今影视剧作中采用方言，即是认同这个方言、认同这个地域的文化，从而让持这一方言的民众也具备优越感，所以受到本方言区人们的喜爱。韩鸿先生也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方言电视文本正成为方言区居民实现自我认同、从事意义和快感的再生产的文化资本，同时折射出地域亚文化不满自身现状、谋求重新建构自我身份、提升自我文化地位的诉求，以及地域文化在日益边缘化过程中的去中心化与中心化策略。
那么非本方言区的观众为什么也喜欢呢?因为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听得懂普通话、会说普通话的人在理解以北方方言形式写成的影视剧本上基本不存在问题。而影视剧里的方言现象大多是北方方言，少数吴语影视剧，如《老娘舅》只能生存于说吴语的地域。从符号学来说，只要受众与媒介之间有共同的符码规则，那么采用方言抑或普通话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意义能够为受众理解，语言只是形式而已。另外影视语言的要求也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有着自己特殊的要求和规则。其中一条就是要求语言的口语化、通俗化，试问又有什么语言能比各地的方言更口语化、通俗化呢?
三、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影视作品的方言现象
按照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语言态度是指个人对语言或方言的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影响语言态度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语言感情倾向有时候可能导致提高对家乡话的价值评价。所以方言就像一条社会纽带，而这种纽带是普通话无法建立的。韩鸿先生提出，在市场化背景下的收视率逻辑中，电视作为一个文化生产场，势必以所在地区为目标市场、以区域性观众为主要定位，这时方言这种“独特的言语形式”可望成为连接观众的纽带，尤其在以展现地方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的文本生产中，电视视听合一的要求使方言运用成为真实性所安排的一种选择。
非方言区的观众，对于普通话文本的影视剧作，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方言文本通过视听符号的变化让观众产生新鲜、刺激、惊奇的另类快感。根据“陌生化”理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语言的陌生化是其中一种，通过语言的扭曲和变形，也可以增加审美快感。所以方言文本对其他方言区的观众产生陌生化效果，这也是方言文本产生全国影响的重要原因。
四、小结
影视方言现象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它反映着一个地域的文化，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同时它是联系观众的社会纽带。
使用方言进行传播的文学形式古已有之，并且历代的文学样式中都有以方言形式而存在的，这些文学样式和内容对后世也影响至深。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最重要的部分“国风”，多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却成为我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先河;以屈原为首创作的《楚辞》，具有浓烈的楚国地方色彩，屈原却成为我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鼻祖。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如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老舍的戏剧《茶馆》、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等，都大量采用方言、土话、俚语等，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学青年和非文学青年。也正是这些以方言形式的文学的存在，为后世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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