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裔美国文学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美国新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墨西哥裔美国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杂糅特征，兼具拉美文学和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特征，体现了西班牙殖民文化和美洲土著文化的杂糅，以及美国主流盎格鲁-撒克逊清教文化和西语裔文化的交融，这就是其独特的“三种文化”渊源和“二次杂糅”的经历。
当代作家在创作中沿袭了拉美文学的某些手法，结合美国多元文化的现实，综合运用多种非传统的叙事手段。尽管学术界对于“后现代”的定义存在较多争议，但本文作者认为，这些手法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的文学再现手段，鉴于其鲜明的“去中心化”、“反讽”和“解构”等特征，将其认同为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本文通过分析这些后现代主义叙事方式在文本中的具体运用，来解读奇卡诺文学如何利用语言和多重叙述来书写以文化杂糅为基础的少数族裔文化身份。
一、颠覆与重构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认为，语言和表达的扭曲是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后现代主义和消费者社会”中，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抹杀一些重要的分界线，特别是高雅文化和所谓大众文化之间的传统界限”[1]。当代奇卡诺文学采用独特的语言和叙事手法对中心和权威进行解构，采用詹明信所说的“零散性”结构表现主体的消亡，将众多的叙述角度和叙述人物穿插结合在一起，并通过西班牙语的穿插使用外化小型叙事的功能，实现对元叙事及其权威的消解。
当代奇卡诺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创造被主流叙事排除在外的“另类话语”和“自我历史”的叙述方式。文化差异及政治、经济矛盾冲突曾使主流文化对墨西哥裔群体带有很大的偏见，韦伯(Walter Webb)在《德克萨斯骑警》中使用“凶残”、“野蛮”和“贪婪”等字眼来评价墨西哥裔美国人，集中体现了主流文化的霸权地位。帕雷德斯(Américo Paredes)的《枪在手上》对德克萨斯边疆的科瑞多民谣《科尔特兹之歌》进行了整理，从墨美人的角度重述科尔特兹和德克萨斯骑警的冲突，塑造了敢于反抗压迫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形象，有力驳斥了主流文化对墨西哥裔群体的歪曲。赛勒斯·帕特尔对此类现象评论道：“美国新兴文学作品的目标之一就是创造多里斯所称的‘自我历史’：由于某些特殊群体的故事被美国‘标准历史’排斥在外或者加以篡改而在这些群体内部撰写的历史……美国历史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而自我历史是一个特定民族的历史，它通常延伸到美国立国以前很长时间，而且往往发源于美国边界以外的各个领地”[2]577。创造“自我历史”包含着对权威和霸权的颠覆，同时也包含了自我身份的重建。
“重构”同样是当代奇卡诺文学的重要特征。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真理、理性和宏大叙事的挑战，是一种“深奥的、去中心化的、没有根据的、自省的、谐谑性的、衍生性、折中的以及多元性的艺术”[3]。哈桑(Ihab Hassan)同样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两个重要特征就是“解构”和“重构”。奇卡娜作家、理论家安扎尔多瓦(Gloria Anzaldua)在《边疆：新生混血女儿》这部“自传作品”中提出了“边疆”意象和“新混血儿意识”，其基本意旨遵循了“解构”与“重构”两个过程的整合。虽然大多数学者把安扎尔多瓦的批评理论划归到后殖民主义批评，但是《边疆》“支离破碎”的叙述结构、看似随意的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交叉使用以及通过这些手段所强调的“中心的消解”都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表现特征。这印证了韦斯特(Cornel West)将种族问题嵌于后现代理论之中的观点，他强调法国哲学家和批评家所强调的差异性、边缘性和异质性是后现代主义论争的中心问题。由此来看，那么包容差异性的“新混血儿意识”的确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尽管很多奇卡诺作家和批评家对后现代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影响了墨美人对主体性的追求，但事实上，奇卡诺作家在创作中又借鉴了某些后现代主义手法，如上面所提到的后现代主义对权威话语的解构。因为这些手法可以为“他者”提供话语空间，实际上使族裔文学获得主体性。胡克斯(Bell Hooks)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普遍性身份”的批评恰恰有助于重构不同的身份，而所谓的族裔身份不过是主流文化群体对族裔群体的偏见。她说：“后现代主义总的影响就是，现在其他许多族裔群体即使没有相同的境遇，但是也和黑人一样有着孤立感、绝望和怀疑，没有归属感。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唤醒人们去关注这些超越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共同情感，而这些情感能够成为构建相互认同的沃土，促使人们认识到共同的义务，并成为团结和联盟的纽带。”[4]墨美文学的创作实际上实践了这种“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叙述结构和叙述语言都带有明显的解构性和重构性，较鲜明地反映奇卡诺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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