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假设的或逻辑的自然状态推导出社会政治生活的原则，这是启蒙运动时期社会契约论的显着特征。 以下就是由小编为您提供的卢梭公意理论。
总的来讲，自然状态对启蒙思想家来说是一个消极标准，例如在霍布斯和洛克的学说中，通过契约建立的政治社会是为了弥补和纠正自然状态的缺陷与弊端，这种观点代表了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卢梭则是个例外，自然状态对卢梭来说是一个积极的标准：自然状态是人世的真正青春，“表面”的文明进步实际上是把人类引向堕落。
卢梭持有“文明退步论”，是与他追求和扞卫的自由理念分不开的。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思想家都把人看作是理性的、社会的动物;启蒙运动思想家接受了伊壁鸠鲁传统的观点，即人是非政治的、甚至是非社会的动物;并认为自我保全是人性的根本原则，自然法就是从人的这种天性中推导出来的。在霍布斯和洛克的学说中，当自由与自我保全发生冲突时，自我保全具有优先性。而卢梭则直接把自由上升为人的本质，一个人抛弃了自由，便贬低了自己的存在，“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了自己做人的资格”，无论是使自己的意志屈从于他人的意志，还是使他人的意志屈从于我们自己的意志，这都将使人类的天性堕落，把自己置于禽兽水平。在卢梭看来，正是自由使一个人成为自己，自由就是服从于个人对自己的立法，这种本性自我决定的自由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平等。卢梭对平等的理解较为复杂，既有形式平等的成分——平等就是对超越于任何个体意志行为的力量的服从;又有实质平等的成分——“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得足以购买另一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的不得不出卖自身。”概言之，平等就是一种不存在人们彼此依赖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个体都能构成一个“绝对单位”，他们只服从超越于任何个体意志行为的自然力量，因此“野蛮人”是独立的，也是自由的。卢梭称颂那些宁愿在风暴中享自由，不愿在安宁中受奴役的“野蛮人”为高贵的人。而人类之所以由于文明而变得越来越堕落，是因为伴随着文明发展的是不平等的深化，伴随着私有财产权出现的是富人和穷人，在他看来，私有财产权是富人豪夺，穷人抢劫以及一切人毫无节制的情欲，总之一切人都是邪恶的。伴随着官职的设置出现的是强者和弱者，强者公开使用强力，而弱者则使用奸诈的技巧，命令与屈从，颐指气使与阴险谄媚，展现出来的都是丑恶的嘴脸。不平等的顶点是主人和奴隶状态的出现，而自以为是其他人主人的人，比其他人更具奴性，因为他们依赖奴隶而生存。应该承认，平等与进步这两种观念最初出现时确实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正如剑桥大学教授约翰·伯瑞所说，“知识的增长和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提高事实上只是少数人从中得益。……进步论远远地把大众抛在脑后而不加考虑。”
在当时的智力氛围中，启蒙运动的进步观深入人心，卢梭的逻辑推论招惹来诸多非议。伏尔泰在拜读了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篇论文后，回复说，“读尊着，人一心想望四脚走路。但是，由于我已经把那种习惯丢了六十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捡回来了。”伏尔泰在《泰门》中得出的推论是，卢梭要提出的逻辑推演过程似乎就是文明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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