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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四民泾渭分明。自汉武帝以后,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士人一般即指儒士。儒士这个阶层,上可入仕为官,经邦治国,拥有特权;下则可隐于乡野,独善其身,总之,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儒商作为一个商人群体,在明中后期大量涌现。
“儒商”有其特定的内涵:首先,从文化精神上看,儒商很善于把儒家的一些思想道德应用于商业经营中。其次,儒商的形成基本上有三种途径:一种是一些儒士弃儒从商而成的儒商;一种是某些商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商业的经营方式又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其经营致富后通过捐纳制度而拥有士人的身份;最后一种就是官员直接经商,他们利用种种特权,经商置业,既有经商之实,又有官袍加身的名望,名利双收。
儒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在经营价值观念上,儒商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往往力图通过经营活动来实现“经世济民”的道德理想;在经营理念上,儒商在经营活动中十分讲究诚信,还强调“以义取利”,深受儒家义利观的影响;在经营管理方式上,由于儒家文化注重群体本位和人情关系,因而在内部管理之中,实行家族化管理,注重团队精神的培养。
一、儒商明中后期大量涌现的历史原因
先秦以来,士农工商,泾渭分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一大特色。至明中叶以后,社会结构为之一变,归有光写道:“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士与农商常相混。”①便是明中后期以来社会结构变动的最好概括。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经过明初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这为商业经济的重新活跃奠定了基础。在朱元璋严厉打击下的商贾势力经过百年的挣扎奋斗,重新活跃起来。
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人口不断激增,传统精耕细作的农业已经越来越不能消化多余的人口,尤其是江南地区,地狭人稠,生存的危机迫使人们弃农经商或弃儒就贾。如在徽州地区,“新安土硗狭,田畜少,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家不惮为贾”②,经营商业,成为徽州人求得生存发展的唯一选择。
商业经济的发展促使庞大商贾势力的形成,商贾的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社会上涌现弃农经商、弃儒经商的风潮。明代大儒王阳明认为只要能“调停得心体无碍,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四民异业而同道”③,这些都反映了传统四民观念的动摇。新安儒商汪道昆更是发出了“良贾何负闳儒”④的惊世之语。新的四民观念为儒士弃儒从商提供了理论基础。
明代的纳监捐官制度,彻底改变了士商关系,促使大批读书人开始“曲线入仕”,先经商致富,再通过捐官成为“商而士,士而商”二者兼有的儒商。从明景泰年间开始,明政府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实行了名曰“纳监”的创收政策。尽管这些官职大多为虚职,但是大大地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这些人有个专门名称,叫“俊秀子弟”,于是“或遇岁荒,或因边警,或大兴工作,率援往例行之,讫不能止”⑤,终于使纳监捐官与科举并行不废,成为一种制度。纳监捐官制度打通了商人入仕的途径,于是官商一体的儒商在明中后期大量出现了。
另外,身居高位的官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特权经商发财,这是儒商大量涌现的又一原因。就连品位最尊的内阁首辅也不例外,如嘉靖朝的徐阶,长期担任内阁首辅,万历年间名臣于慎行关于徐阶有如下记载:“华亭相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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