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后现代研究的兴起，对现代性社会的审视逐渐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现代性是正在降临的命运，彻底反现代性的企图在目前看来至少是不切实际的。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现代性“并非某种我们已经选择了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1]。在这样一种无法选择的情状下，深入地洞悉现代性社会的特点也许是最为明智的。本文拟分析一下现代性社会中的伦理道德的特殊性。
一、现代性社会的伦理命运
(一)世界祛魅
现代性社会的突出表现就是世界的“祛魅”。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社会有一段精彩的总结：“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总之是世界祛除巫魅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命运，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隐退——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越领域，或者流于直接人际关系的博爱。”[2]现代性对理性的过分钟爱有其历史渊源。现代性本是西方文化语境的产物，一般说来，它的历史起点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它的基本蕴涵是启蒙与理性。启蒙是神与人对举，针对神学蒙昧展开，开启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俗化运动的大门。理性是经验与超验对举，针对信仰而抒发，创造了一个建立普通有效的知识氛围，用以同宗教的神性相对，作为世俗社会为道德与社会立法、建立新的社会规范的根据。应当说，理性化的文化精神从个体和社会一般的文化模式和价值取向上升为普遍的、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化精神，是理性化进程的内在必然性。在“脱域”吉登斯曾使用“脱域”(disembeding)一词表达现代性的一种状态，他认为脱域就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之后的理性化社会中，理性内在的分析和反思本性必然驱使理性不仅规范个体的和群体的行为与活动，而且直接指向社会的总体和历史目标。然而，当理性无限扩展到可能达到的极限，就会导致某种张力和“二律背反”，特别是工具理性的泛滥，更引起了诸多的负面影响。
世界由于启蒙而祛除了“巫魅”，伦理也一样祛除了“巫魅”。但伦理恰恰是需要一种特殊的魅力的，这种魅力也可以叫作神圣性，而这种神圣性的获得恰恰来自非理性，这种神圣性是伦理价值本源之所在。伦理的价值本源回答的是伦理价值合理性的来源问题，是伦理价值的最后根据。伦理的价值本源、道德的终极意义必须诉诸神圣性，这是伦理学家的共识。比如，康德在回答“一个定言命令如何可能”的问题时，说明了理性的局限和设定上帝的必需。为了处理德性与幸福的关系，伦理需要设定一个全智、全善、全能的上帝。
但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高扬并进而越界，伦理与宗教日益走向分离甚至对峙，这种变化是以世俗人道主义对宗教神道主义的斗争胜利为根本标志的。正如查尔斯•泰勒在《黑格尔》一书中所言：“无论如何，开始于宗教改革的心灵净化运动促进并导致了我们称作启蒙的那场运动。……心灵净化运动把他们带回到了对于其同一性的认识：他们的同一性是依赖于普遍的思想自由。但是这不是简单地向古人的一次回复。因为这些后来者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受理性约束的世界。……这个净化运动完成了事物的世俗化过程。世界变成了完全呈现在人的意识面前的，向它透明地袒露的一系列外在现实。”[3]
在这个宣布“上帝已死”与诸神隐匿的时代，在这个因网络的普及而使地球缩小为村落、因基因的破译而使上帝的特权被世俗的亚当掌握的时代，简而言之，在这个技术理性君临一切的时代，一切都变得技术化、世俗化了，没有了崇高、神圣与超越，就连伦理道德也变得似乎只是一些约束人的外在规范，而对于人类内在心性理想已经越来越缺乏必要的理论耐心。现代人崇尚理性，然而，理性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它不能解决生活中的一切问题，比如文化的最高问题即人的最后归属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拜金主义、媚俗亵圣、价值消解、意义迷失、主张潇洒地走、过把瘾地活等，正是社会日趋世俗化、理性化，道德世界“祛魅”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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