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个中心话语，尤其是源于伯林的两种自由的观点，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部分人文知识精英的集体信仰，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自由的困境与乌托邦的可能性。
赵汀阳先生的《关于自由的一种存在论观点》一文对自由的分析，尤其是对两种自由的观点的证伪，可以说使人耳目一新：没有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他那样给予了自由主义的两种自由观，以如此致命的---而且是学理性的一击。他认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不是两种自由，而是自由的两面;消极自由是自由的逻辑形式，积极自由是自由的实质内容;权利必须以权力为前提才是真实的自由;自由是总体性的，只有在社会或集体中才有真正的个人自由;非暴力的强制是比暴力的强制更可怕的对人的自由的剥夺，因此不仅是政治的条件，而是全面的社会条件，尤其是经济条件是个人自由真实地得到实现的条件;自由是人实现好生活的手段，好生活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虽然赵汀阳先生并没有指明他对自由的思考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资源，但是从他对自由的论述中可以理解到，他的自由观念的社会背景是来自对市场经济的思考，而他的思想资源恐怕主要来自于他受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训练，明白地说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自由观的影响。
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设想的共产主义理念是一个不现实的乌托邦，但却是个深刻的理论神话，它指出了对自由问题的一个纯粹理论可能性上的解决，”的断言与论证，却是值得商榷的。虽然他对自由主义并非持一种友善的态度，但是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了隐性的自由主义或者说一种泛自由主义的观念对他的影响。因为他从前门打发走了“社会的一般模式”这一自由主义理论的唯心主义的奠基石，从后门又放了进来一个“任何社会的更深入的一般结构”。所以，就出现了他所说的“自由的困境”：“如果一种自由不能实质化(权利实现为权力)，就等于没有自由;而如果自由实质化了，就又不可能实现普遍的自由(一个人的自由增加总是让某些人损失某些自由)。事难两全，我们必须承认这是思考自由问题的出发点。”其原因，据说是因为：“‘经济学馅饼’虽然大了，但可怜的‘心理学馅饼’却会抵消经济学馅饼增大的价值。”“心理性的资源稀缺比自然性的资源稀缺更加致命，它能够使得‘明明不错’的日子失去意义。”虽然他提出了“‘自由的帕雷托改进’必须被看作是关于自由、社会和生活的一条基本原理，或者一种可以充当批评标准的理想。”并且把“可能生活空间”的“目的只能是某种美好的生活价值”，当作某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但是他的论证所逻辑地蕴涵的最终的结论则是消极的：普遍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不平等是人类不可摆脱的历史宿命，所以共产主义只是一个乌托邦，一个永远不存在的地方。本文对这一观点持质疑的态度，因为他对“一般‘社会’内在结构”的抽象理解使他误解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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