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可以有各方面的解读。 以下就是由小编为您提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
我认为，社会正在经历变动的这三十年，或许我们还无法对之做出很清晰的概括。解放后左的思潮所带来的文化后果，如今理所当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有人主张，过去的三十年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而我只能赞同，由于“现在”在自身中就具有特殊的延伸性，我们可宽或窄地理解这个延伸。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这期间出现了某些重要的新的思想趋向或端倪，和其他许多趋向和端倪相并列的一种趋向和端倪。然而我依然不大敢确定对过去一百多年中的大多数世代来说，就是这样的情形。因此，在那种意义，我依然对本文所提出的略显宏大的论旨持适当的保留。无论我们是否接受，基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来就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为取向的。那些睿智的解读应该避免仅仅出之于对当前研究成果的勾勒或者对人们偏好的各种方法的概览，因为无论如何，如果人们力求将目前情形——这个学科正经历伟大转型的时代，伟大的转型时代开始于对真理问题的重新讨论——下的某种单一的关切构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干”，或者，将对于研究过往而言存在的某一套单一的方法当作权威的方法来理解，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获得更切近的认识。
那些严肃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加以思考的人们总能发现，如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繁荣兴盛，超出了他们把握它的能力之外。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对于该学科的研究的综览，而今采取的是学术热点回顾的形式，每个热点处理的是与该学科整体相对分离的某个特定问题或次一级领域里的问题。而每年都有为数可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着作和论文被生产出来，使得单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脱颖而出”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不但如此，任何统一的概念图式都不能将它加入其中：一些人在思考这样的事情，一些人在思考那样的事情;一些人期望做成这事，而一些人期望做成那事。
我想，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至少首先是以消除没有说出来的“凡是”——凡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东西一定是真理——话语为前提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历史真理性问题的。正如张一兵指出，当代(上世纪30年代之后)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存在着五大模式：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前苏联学者的模式和我国学者孙伯揆教授的模式。基本上他要说的就是：“这些模式只代表了各自理论思路中典型范式，而不是绝对的覆盖模型。因为，每一模式存在的具体形态是复杂多变的”。①他认为，找到这些解读模式的理论边界和特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本质要求。我认为，确立起一个理论的尺度，它对所有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人都共通，又对每一个立足于这种谈论的人也本己地区分开来，这固然可以到一份索引里面去找某些人的名字，就像有时候出于选择有限制性的研究线索考虑而去做的那样。但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必须首先认为这种选择又是具有开放性的。而且，如果有人到一份索引里面去找某些人的名字，他必须把这些人的名字的抽象统一与这些人的思想框架中的具体内容相对比，并观察它们之间的联系，而不应该常常像是直接从卡片索引里面编辑而成，陷入事先断定谁对谁错的那套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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