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一篇培根的哲学思想，培根是一个唯物主义经验论者，他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提倡实验和观察的方法，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是英国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唯物主义和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出生于伦敦一个新贵族家庭,从青年时代起就热心于科学和哲学的研究。在詹姆士一世时代,他飞黄腾达,成为贵族男爵、子爵,并多年担任宫廷要职。培根一生置身于重大的社会关系,特别注重伦理的研究和应用,力图通过对知识的改造来改进人类生活 。
培根是一个唯物主义经验论者，他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提倡实验和观察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伦理学领域，培根运用唯物主义经验论去说明道德的来源和标准，以反对中世纪宗教伦理道德，力图使伦理学建立在实验科学基础上，为近代伦理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培根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四假相说：
培根提出了“四假象说”。四假象指“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并从而形成了这样四种假象，即：“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
所谓“种族假象”，它存在于人的天性之中，存在于人类的种族之中。培根指出，人的感觉是事物的尺度，乃是一种错误的论断。相反地，一切感觉，不论是感官的知觉还是心灵的知觉，都是以个人的尺度为根据的，而不是以宇宙的尺度为根据。这就意味着，人们对外部事物的感知，不是事物的自然标准，也不是感官的客观标准，而只是个人主观的、自我的标准。一方面，人的理智在本性上喜欢抽象，并且喜欢赋予飘忽不定的东西一种实体和实在;而另一方面，“或者是由于人的精神的实体气质相同，或者是由于它的成见，或者是由于它的狭隘性，或者是由于它的无休无止的运动，或者是由于一种情感的灌注，或者是由于感官的无力，或者是由于印象产生的方式”，而导致了“种族假象”的产生。这样一来，人的理智就变得好像是一面镜子，由于不规则地接受光线，因而把事物的性质和自己的性质搅混在一起，使事物的性质受到了歪曲，改变了颜色。
显然，培根所说的“种族”只具有比喻的意义。但是，事实上，个人对外部事物的感知，原始的、种族的因素倒的确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看，作为心理建构、认知建构的基础，乃是集体无意识;而集体无意识则直接来源于集体表象。如果我们把由于种族原因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作为培根所说的“人的精神的实体气质相同”、“成见”、“狭隘性”等等性质的根源，那倒的确揭示了“种族假象”的本质，并从而使培根的比喻获得了科学的内涵。
关于“洞穴假象”，培根认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洞穴”。正是由于这种洞穴的作用和影响，“使自然之光发生曲折和改变颜色。”他所作的这一比喻在于表明，由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所特有的天性;或者是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与别人的交往，或者是由于读书和他所崇拜的权威;或者是由于印象产生于具有成见的人心中抑或产生于漠然无动于衷的人心中而有所不同，如此等等所造成的，便不仅仅是各个人的精神各不相同，而且还变幻不定。这样，就形成了各个人的不同的假象。正是基于这一观点，他认为洞穴假象的产生是由于每个人的心理或身体上的特殊结构;也是由于教育、习惯和偶然的原因。这种假象是很多的，而且各式各样。
众所周知，不仅个人的人格建构，而且个人的知识建构，既要受到先天性因素的影响，也要受到后天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培根在他所处的时代能把“洞穴假象”界定为“个人的假象”，并且产生于后天的原因，具有先导性的意义。由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洞穴”，因而才使这种假象不仅是各式各样的，而且总是同个人的性格有高度的关联性。
培根的“市场假象”是指由人们彼此交往、互通信息的活动中形成的假象。的确，不仅信息的交流，而且相互的交往，都是借助于语言来进行的;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假象，根源也就恰恰在语词上。因为语言的意义是根据普通人的理解来确定的，如果用语选择得不恰当，就会阻碍人们的理解。尽管人们相信他们的理智能够正确地使用语词，但实际上语词也会反作用于理智，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而使哲学和科学流于诡辩和无能为力。他认为，语词加于理智之上的假象有两种，它们或者是不存在的事物的名称，或者是它们是存在的、但是混乱而没有明确定义的、匆匆忙忙地和随便从实际引申出来的东西的名称。他断言，语词显然是强制和统治人的理智的，它使一切陷于混乱，并且使人陷于无数空洞的争辩和无聊的幻想。语词的不准确、多义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理解和解释上的混乱，是形成“市场假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正是这个缘故，在现代，才形成了语义学、语言哲学等学科，以试图消除语言所造成的混乱。但同样重要的是，语言作为信息交流的工具，它所传递的不但可能有假信息，而且也可能由于接受者在解读信息时误解了信息的含义，从而导致“市场假象”的产生。在人们的各种假象中，最主要的是“市场假象”;而“市场假象”之得以形成，便在于人们彼此之间的以讹传讹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读信息。
对“剧场假象”，培根认为，这是从各种哲学教条、以及从证明法则移植到人心中的假象。因为在他看来，“一切流行的体系都不过是许多舞台上的戏剧，根据一种不真实的布景方式来表现它们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罢了。”所以，他也把这种假象称为“体系的假象”。他认为，这种假象不是天赋的，也不是暗中潜入理智中的，而是“从哲学体系的剧本和乖谬的证明规则印到和接受到人的心里上面来的。”由此表明，“剧场假象”的形成，正如我们看戏一样，虽然目的在于娱乐，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剧中故事情节的感染，而使剧中所流露出的感情、思想、价值观念等等，被我们所受纳、所汲取。
所谓“剧场假象”不仅限于哲学体系所造成的假象，所有意识形态都可能造成这种假象。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之所以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便在于精神文化的生产者大多数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同时他们也控制着各种传播媒体，以致于被统治阶级的成员就只能从统治阶级那里获得精神文化。这样，他们就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剧场假象”。传统社会之所以不能没有意识形态这一精神支柱的支撑，便因为只有借助于“剧场假象”，才可能使被统治阶级心安理得地接受现存的社会等级结构，并承认现存的社会法律秩序。
二、人本主义思想：
在欧洲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占统治地位，它极力抬高神，贬低人的价值，宣扬自然界和人都是上帝有目的地创造和安排的，因此，不要去研究自然，不要关心现实，要面向天国和来世。针对这种信仰主义、蒙昧主义，培根提出了研究、解释自然和人的目标，并且探讨了在人和自然的王国中，人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培根首先肯定，“人是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释者”②，人必须尊重自然，服从自然。但培根同时强调，人不能消极地受自然摆布，而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认识和利用自然，创造幸福生活。他指出，“让人们想一想在欧洲最文明的区域和新印度最野蛮的地方之间人们生活是怎样大不相同，他们就会感到‘人是人的上帝’这句话乃是有道理的，不仅从人们所得到的帮助和福利说来是这样，从生活情况的比较说来也是这样。”③这样把人提到了神的高度，对人的价值予以高度评价。那么人类这种力量的源泉何在呢?培根通过对人类以往生活状况和现在生活状况的比较，对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们生活状况的差异的分析，指出这些差异的根源，“无关于土壤，无关于气候，也无关于人种，这个差异只在方术。”④也就是说在于知识，在于人们对自然的规律性的认识，知识是开启自然秘密的钥匙，人的知识素质决定其文明程度。他高度颂扬知识的权威，把知识看成是照亮隐藏在世界深处的一切秘密的灯火，人类如果没有知识，就会永远愚昧，因此，他响亮地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强烈地感受到人类只能靠自己及所掌握的知识的力量，认识自然，控制自然，为人类造福，没有什么外来的救世主， “人就是人的上帝”。
培根把知识分为三类，一类是自然的知识，相应的是自然科学，一类是上帝的知识，相应的是神学，再一类是人的知识，相应的是人类科学。他把关于人的科学放在最后，也在于表明人的科学是最高的科学，科学研究、获取知识的目的都是为了使人过善和幸福的生活。在他看来，人是能够借助于自身的力量得救的，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信仰上帝和宗教信条拯救自己的灵魂;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科学活动，通过科学实验和归纳、分析，提高自己在自然中的地位，利用自然为自己谋福利。罗素曾对此评论说：“培根哲学的全部基础是实用性的，就是借助科学发现与发明使人类能驾驭自然力量。”⑤培根在他未完成著作《新大西岛》中也表露出这种思想。在这本著作中，他设计了一个科学技术统率下建立起来的理想社会，这里拥有众多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才，人们借助于知识的力量，通过各自的工作，实现了幸福的生活，可见，在他看来，人能够借助自己的力量，通过自己与知识的结合，达到那种理想社会的境地。
培根肯定人的地位，颂扬人的力量，歌颂人的伟大，并着重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理性及知识的巨大作用，从而恢复了人应有的权威。这种思想体现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力图从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争取人格解放，提倡科学实验，发展生产，扩大资本主义经济的时代要求。
三、全体福利说
在关于人的科学中，培根强调伦理学作为其中之重要部分，其真正任务应是告诉人们怎样才能过一种幸福生活。因此伦理学应该求教于自然，注重实践，不仅要研究什么是善，给人们说明善的本源，描述善的楷模，提供行为规范，而且要探讨善性的培植，给人们指明达到善的途径。他把前一方面喻之为“生命的果实”，把后一方面喻之为“果实的耕稼术”。那么什么是善?培根从分析事物的善性开始，提出了他的全体福利说。
培根认为，成全人的幸福就是善。他提出“每一事物都含有双重善性：一种善是就每一种事物本身之为一个全体或实体而言的，另一种善是就其为较大物体的一个部分或一个肢体而言的。”⑥显然、前者即是个体的善，后者则是公共的善。他认为，公共的善“程度较大而较有价值，因为它趋向于保存一个较大物体的本质”。他列举了一些自然现象，用物体的吸引力、向心力和离心力来说明个体的善趋向于公共的善是必然的，合乎自然规律的。具体从人来看，则更为明显地表现出两种善性的比较，他说，只要人没有堕落，就会认为“力守对公家的职责，比维持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更为珍贵得多”。他举了庞培的例子，说庞培受命去罗马赈荒时，许多人劝阻他，不可在险恶的天气中冒险进入海上，庞培却只是回答：“我需要的是前往，而不是图生。”他还盛赞《圣经》中那些有益于公众的善德，批评只图私利的恶行。可见，培根认为个体的善是公共的善的组成部分，公共的善高于个体的善，公共福利高于个人福利，这就是他的“全体福利说”。
根据全体福利说，培根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苏格拉底等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批评，指责他们的伦理学都是从个人出发谈善，只顾自己的快乐和尊严，只求个人的道德完善和心境宁静，而不顾及社会和他人，不讲公共利益和整体幸福，培根认为这种不向外发光的思想是一种消极无为的思想，是不足取的，他主张人应积极投入社会生活，在谋求公共利益中求得个人道德上的完善。
关于公共的善，培根又把它称之为“职责”、“力守对公家的职责”。这种职责可分为两部分，“一种是每个人作为一个人或国民所应尽的共同职责，另一种是每一个人在其行业、职业和地位中所应尽的相对的或特殊的职责”。第一种职责已有阐述，至于第二种，如夫妻职责、亲子职责、主仆职责，还有社会、团体、政社、邻里中人与人的友谊，报施与团结的法则等等，都属于这种特殊的职责。这些职责归结到一点，那就是要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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