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严歌苓的“文革”书写为例,无论对主题的把握、对叙述者的视角处理以至对中国女性形象的刻画,都显示了面对特殊文化政治因素的独特身份欲求。一方面是西方主流话语的潜移默化,严歌苓的东方女性表达暗含了合乎西方想象的“东方主义”视角,这是第三世界移民作家试图以其文化的特殊性建构独具特色的族群文化,并获得主流话语认可的想象策略;另一方面,移民群体的边缘位置和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经验又促使严歌苓“中国书写”时不断地尝试文化回归,以直接越界的姿态进入“文革”历史,甚至摆脱北美的文化经验,强烈表达文化身份追寻的愿望。这也印证了后殖民理论关于文化身份非同构非本质化的特点。以严歌苓为代表的新移民女性作家正以其独特的女性想象和话语方式试图建构她们的“中国”文化属性。不同时期的美华女性作家以迥异的言说策略表述着自己的文学想象与文化意图。她们的创作一方面契合着中国社会与文学主题的变迁,一方面也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与美学风格。美华女性作家的情感场域充满着女性特有的敏感与多思,而不断更迭的文学命题以及多样的“中国想象”正是她们文化属性与认同空间嬗变的有力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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