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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美学与“苏式美学”
前苏联客观主义美学前奏是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民主主义美学形成于19世纪40—60年代,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西欧已经形成,在俄国还不具备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条件,但当时先进的思想家已经把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思想推向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留波夫所创立的美学理论在美学史上占有杰出的地位。他们美学理论的重要特征是强调实践的目的性,使艺术为大众利益服务,反对“为艺术而艺术”。
别林斯基认为艺术的特征在于,艺术家“用形象思维”,即用艺术形象来再现生活。典型论思想也是他对美学的贡献,他忠实地描写典型性格对于达到艺术的真实具有重大意义。“什么是创作中的典型呢?典型就是人中的人,人物中的人物,就是说,是对人物的这样一种描写:在一个人身上包括了许多人,包括了表现同一观念的整体人。”[1]李泽厚继承了这种典型观:“艺术典型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亦即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统一,这是无可怀疑的。”[2]他还进一步认为,艺术典型是体现特定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本质必然和规律,而具有历史具体的特定的社会普遍性﹙共性﹚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美学思想发展的贡献在于:他从理论上论证了艺术是艺术形象再现现实的唯物主义观点。车氏认为,艺术并非仅仅是由于人对美的需要,而是由于人的需要总和产生的;艺术的内容不限于美,而是包括“普遍引起人的兴趣”的一切事物;艺术不仅是审美享受的对象,也是认识生活的手段。车氏提出了唯物主义的美学命题:“美是生活”,是“依照我们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这样车氏坚持了这样一个信念:美存在于现实本身,而不是由人移入现实的。李泽厚以此为根据,驳斥朱光潜倡导的“移情说”。朱、李二人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美感中的“主观直觉性”问题。朱光潜认为美感直觉是一个“无沾无碍”、“独立自足”与他物无关系的有限的个别事物的形象,因此美感经验的心理活动就可以归结为一种与社会、理知无关的个人主观的直觉。李泽厚根据马克思的矛盾辩证法﹙其实是苏式哲学,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分析美感的矛盾二重性,即主观直觉性和客观功利性,前者是统一体的表现形式、外貌,现象,后者是存在实质、基础、内容。李泽厚也承认有审美直觉的存在,但坚决认为审美直觉中的个别具体形象包含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内容。“没有社会生活内容的梅花是不能成为美感直觉对象的。所以没有足够社会知识的小孩以至原始人类就都不能够赏梅花。”
杜勃罗留波夫认为,文学是再现变化着的生活,生活真实的要求应该是对文学作品的第一个要求。李泽厚进一步认为,现实中的美虽然存在,但是不足以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因为社会生活极为广泛、极为复杂,任何一个短暂的、片断的社会生活形象都不可能表现社会生活的本质真理。只有艺术创作才能把现实中个别的片断的美集中起来,提炼出来,使它能更深刻、更全面、更普遍地反映出生活的本质、规律、理想,反映出生活的真理。李泽厚的美学观实际上是借用苏联的话语形式附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果。毛泽东说过:“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4]杜勃罗留波夫认为衡量作家的创作或个别文学作品价值的尺度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和人民的意向表达到什么程度。”[5]杜氏提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就是要求作品具有先进的思想性、艺术性和人民性。李泽厚继承了杜勃罗留波夫的再现观,更加偏激地将思想性和人民性理解为阶级性,他认为美在阶级社会里就应该表现为阶级性,阶级性就是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焦大不爱林妹妹,健壮的农夫不欣赏贵族小姐的病态美。”“任何一个人的‘超功利’和超理知的主观美感和直感本身中,不自觉地包含了一个阶级、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客观的理知的功利的判断。”[3]65李泽厚早期的实践美学由于过份地追求美与美感的功利性,忽视了审美自身的规律与独立性,从而丧失了美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必要性,成为了功利哲学的附庸。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曾试图把美学问题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没有地址的信》是普氏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起着决定作用的基本原理适用于艺术的第一部着作。普氏认真研究了原始艺术,他认为艺术从它产生时候起就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谈到审美感的起源时,不止一次地指出,功用总是先于审美。他认真研究过原始社会各民族装饰品时发现,功用的概念和美的概念之间甚至有某些联想的联系。同时他也指出,经济的直接影响并非总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早在原始公社制度中,这种影响是以魔法和神话为中介的。普氏还说:“在文明社会中,优秀的艺术的演化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6]这些都是普氏关于美感的功利性观点,但除此之外,美感还有个人直觉性吗?普氏认为,对个人而言,审美是一种无功利的判断。这表现在对待康德的审美观上。康德认为,审美享受是无关功利的,如果掺杂了一点点功利关系,美的判断就要变成很有党性,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普氏很赞同康德的无功利的审美观,他认为审美对于社会中的人来说,功利的观点和审美的观点经常处于分离状态,功用依靠悟性来认识,美则依靠直观能力来认识。前者属于思考的领域;后者属于本能的领域。所以在对于审美的性质的看法上,要给康德留下一席之地:“鉴赏判断无疑地是以作这种判断的个人没有任何功利考虑为前提的。”
与普列汉诺夫不同,早期的李泽厚没有给康德留下应有的生存空间。在与朱光潜先生的论战中,李泽厚极力排斥个人心理的主观直觉主义性质,就是在朱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承认了美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认为美必须是依存于主体的实践,是社会实践作用于自然客体的结果以后,李泽厚仍然抨击朱光潜的理由是朱先生强调主观能动性,混淆了两种“主观”﹙实践与意识﹚,从而混淆了两种主观能动性,意识能动性与实践能动性。在李泽厚看来,朱先生只是发展了人意识的能动性方面、抽象的能动性,并不是人们真正感性现实的能动性的活动,并不是生产斗争的阶级斗争的物质实践。本来朱先生的“实践”观点可以表述为:不只是把美的对象看成是认识的对象,而是主要地把它们看作实践的对象,审美活动本身也不只是一种直观的活动,而主要的是一种实践活动。这种提法兼顾了“实践”与“直觉”二者之间的互动性,从而把人的主体与客观联系起来。可是李泽厚却做出了“一边倒”的理解,仅从纯粹认识论的角度对实践做了僵化的理解。仅仅把审美作为一种的机械的认识论理解,过分地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陷入一种盲目自尊而又固步自封的境地。比起普列汉诺夫来,李泽厚早期美学体系中对美感功利性的强调,李氏美学和普氏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找不见半点康德的影子。但李泽厚能从他普氏那里学到了研究原始艺术的方法,对中国古典美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远古的“龙飞凤舞”、“原始歌舞”到“青铜饕餮”、“线的艺术”,李泽厚告诉人们美似乎起源于功利性的图腾,美从开始的一刹那起就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让人心旷神怡,而是人在自然面前无力回天式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哀叹!
1956年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在前苏联出版,形成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手稿热”。当时苏联美学界也出现了类似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大量专着。关于美的本质问题大体有两种看法,一是“自然说”,二是“社会说”。“自然说”认为美在于客观对象的自然属性,诸如“统一与和谐”、“对称性”、“生命的进化”等等,这些都是机械的唯物的客观世界规律。其代表人物波斯彼罗夫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美的规律”应该是物种的内在尺度,审美感受不能离开审美客体而存在。我国大讨论中的蔡仪也有类似的看法:“美在典型”。“社会说”从马克思《巴黎手稿》中引出“自然人化”的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认为美来源于人类的客观实践活动,一方面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另一方面是“美的尺度”为人所掌握,在实践中来确证人的本质力量,从而产生美感。斯托罗维奇认为美存在于社会关系中,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那么怎样解释自然美呢?他认为自然并不在自然的本身属性,而在于自然作为人的社会关系的“背景”出现,必须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自然美的本质,人能钟情于自然是因为人在自然对象中直觉地认识到自己本质力量的异化,认识美的社会性。鲍列夫也认为,审美与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美是客观存在的,而审美关系依赖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去认识客观存在的美的本质。“社会说”的观点和我国美学大讨论中李泽厚、洪毅然等人的客观社会派的观点很相似,也可以说前苏联的“社会说”是李泽厚实践美学观的一个重要来源。
1949年以后,我国政治意识形态全面苏联化,文艺学术思想也不例外,强调功利性的文艺思想,强调文艺思想的政治化,以及文学的阶级性、人民性,忠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完全排斥西方各种美学思想。这种“一边倒”的美学观钳制了人们的思想,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将美学思维单一化。要么美在主观,要么美在客观,要么美在主客观的统一。朱光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提出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也被李泽厚斥之为反动的唯心主义资产阶级文艺观。有人说:“发生在我国的美学大讨论是在‘苏联模式’,在苏联理论为阅读范式的‘前理解’下展开的。”[8]这话是有道理的。
李泽厚美学与《巴黎手稿》
《巴黎手稿》是马克思的经典文献,全称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于1844年4—8月。《巴黎手稿》并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样,认为它是一部哲学美学着作,它实际是一部经济学文献,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哲学问题,马克思认为经济学问题优先于哲学问题,即先谈“人如何活”的问题,接着再说“人如何活得好”的问题。所谓美学问题不过是哲学观念中的一个分支,所以马克思对于美学问题的探讨也不是很周密很有逻辑性,论及美的观念来源时,马克思谈的也是只言片语,但是这些为数不多的经典话语确实经得起推敲,而且概念之间相互确证,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与他的经济学哲学思想也能贯通,早期李泽厚正是基于马克思《巴黎手稿》中关于美的论断创造了中国式的实践美学。
《巴黎手稿》中关于美的论述涉及到以下章节: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第三手稿中的“共产主义”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其余部分研究诸如“工资”、“资本”、“地租”、“私有财产”、“分工”和“货币”等等属于经济学问题。由此说来,马克思的美学问题研究只是经济学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们对其中的美学论断也不能抛开马克思的文本,断章取义地进行研究。虽然学者的治学提倡“六经注我”式的研究方法,但是,文本都具有一定的语言环境,概念与体系之间只有能相互印证才能言之成理。清代王夫之说:“言龟无毛,言犬也,非言龟也。言兔无角,言麋也,非言兔也。言者必有立,而后其说成。”[9]离开了一定的语境,概念势必失去能让它滋生的土壤,从而失去生活的活力。所以说,“我注六经”式的治学方式在研究经典文献时还是必需采用的。
劳动创造了美吗?不一定。我们看看马克思的论证逻辑。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使得工人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0]49。在异化劳动存在的情况下,劳动不但没有创造美,而且替工人生产了“低贱”、“畸形”、“野蛮”等等大量丑恶现象。所以,以李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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