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多家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因涉嫌财务造假、不符合信息披露规则和交易规则等原因，最终导致被停牌甚至被勒令退市。截至2011年11月30日，美国股市被长期停牌和已经退市的中概企业总数达46家。由于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问题不断，而这些中概股大多是由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因而引发了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简称PCAOB)对中国审计公司的关注。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舒默11月22日致信PCAOB主席，建议PCAOB应对美国无法检查的中国审计公司暂停注册或撤销注册，禁止其为美国上市的公司提供审计报告，直到美国检查人员获准评估这些审计机构的工作。目前美国官方尚未针对该建议作出决议，一旦该建议被采纳，约100家在PCAOB注册并从事着审计业务的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审计公司将失去其在美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美国PCAOB此举虽然有排斥中国审计公司介入美国市场的意图，但中国审计公司其审计质量受到美国资本市场的质疑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面对美国监管机构随时可能颁发的“封杀令”，如何提高我国独立审计质量再度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DeAngelo(1981)将审计质量定义为“审计师发现和报告客户会计系统的重大错报、漏报的联合概率”。以该定义为依据，Anthony和Paul(1999)认为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操守是审计质量的直接决定因素。其中能否侦测出被审计单位存在重大错报、漏报属于执业能力问题，而发现问题之后能否对外报告则属于审计独立性问题。由此，我们认为审计质量具有双重维度，即真实的审计质量和市场及利益相关者所感知的审计质量。前者是从审计师的角度出发，可用审计师监督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真实公允的能力来衡量;后者则是从信息使用者和监管者的角度出发，可用审计师声誉来衡量，体现了市场对审计师的认可程度。进一步地，双重维度可视为从审计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定义审计质量，双方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从而对审计质量赋予了不同的经济含义。对于审计需求方来说，由于审计师监督能力的难以衡量性，信息使用者会依赖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先验概率，这将直接导致审计质量需求取决于声誉维度;而对于审计供给方来说，在既定的审计声誉下，提供何种程度的监督则主要取决于竞争策略和风险管理的需要，这时声誉一方面能够产生激励效应，强化审计师提供高质量信息的动机，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利用声誉信息的机会主义乃至共谋行为，导致声誉与质量背离的可能性。因此审计质量决定因素的研究需要关注审计质量的不同维度并着眼于供需双方的利益取向和行为方式。此外，由于审计师行为受到其潜在法律责任以及其他处罚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取决于审计师所处的制度环境，也就是说，审计师必须遵循法律、准则、规范以及监管等制度以承担其法定的审计义务，因而制度环境是审计质量分析框架中的基础性要素。我国审计制度是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的产物，代表政府实施监管的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和司法部门在审计制度的发展变革中对审计质量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保证作用。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法律法规、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注册会计师监管体系，但仍然存在着法制化监管不严、行业自律规范不完善等问题，从而影响到独立审计质量的监管效率和效果。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尽管审计质量具有不可观察性、不可比性而难以对其进行判断，但由其形成机制可知，审计质量受到事务所(审计师)审计业务供给、被审计单位审计质量需求以及审计制度环境这三个层面的共同影响，任何一个层面中的不同因素都有可能对最终的审计质量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供给、需求和制度环境通过不同路径影响着审计质量。
二、基于供给方视角的审计质量影响分析
(一)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 关于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关系的探讨，学术界主要形成了声誉理论和“深口袋”理论。对于事务所来说，接手一家新客户需要花费相当大的启动成本，而后续年份的审计成本则会低于第一年的准备成本。在竞争激烈的审计市场，审计师为获取客户的签约权，可能会以低于第一年审计成本的价格来“低价揽客”，所期待的是能够持续保有客户，在以后年度的审计中收回成本并实现盈利。在这种情况下，当审计师发现客户存在舞弊行为时，可能会屈从于被审单位终断聘约、更换事务所的压力而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但是一旦市场发现事务所的“欺骗行为”，将会导致其失去更多的现在和潜在的客户。对于大规模的事务所而言，由于其客户较多，来自每一客户的审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相对较小。如果因为某一个客户出具虚假审计报告而受到惩罚，会极其严重地影响到多年在审计市场上累积下来的声誉，使得大量的客户流失，其遭受的机会成本的损失要远远大于小规模的事务所。因此与小所相比，声誉的存在能够很好的抑制大所的机会主义行为，抵制来自客户的压力，在权衡收益和机会成本后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性，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提高审计质量，这就是声誉理论。审计委托人通过对审计师的聘请，一方面可通过审计师的专业能力对财务报表的公允表达进行确认和揭弊查错，以减少财务报表隐含的错误和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另一方面还可将部分风险转嫁给审计师，如果审计人员失职而没有察觉人为舞弊，法院会判决审计人员提供赔偿，从而实现了风险分担，这就是“深口袋”理论。在“深口袋”理论下，事务所规模不仅意味着单个客户的重要性程度，还意味着事务所拥有的财富的多少。事务所规模越大，其财富越多，面临诉讼时被要求的赔偿金额也越多。为了规避这一风险，大所要想获得审计市场的行业平均利润，在审计收费一定的情况下，存在更高的动力来发表公允的审计意见，提供较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以上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正向相关性。国外学者从审计独立性(DeAngelo，1982)、发现管理当局的错报(Watts and Zimmerman，1981)、审计收费(Francis and Wilson，1988)、法律诉讼(St.Pierre and Anderson，1984)等角度的研究均表明，事务所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高。以上研究主要是针对国外审计市场的，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高质量审计服务的供给由沉重的法律风险和高昂的诉讼成本来保证。但是在我国却存在削弱事务所规模积极影响审计质量的诸多因素：首先，我国证券市场是新兴市场，上市公司的数量有限，但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却相对较多，供大于求的现状决定了我国审计市场是买方市场，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和所有者对审计意见的发表具有主导作用。而上市公司出于各种需要存在购买审计意见的动机，对高质量的审计需求不足。其次，虽然我国法律允许投资公众对审计师的过失行为提起诉讼，但提起诉讼的多项限制条件、过高的诉讼成本以及较低的赔偿责任，使审计师被提起诉讼的概率降低，面临的法律风险偏低。最后，我国审计市场是在政府的管制下形成的，政府对“四大”的“偏爱”导致“国际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入乡随俗”地提供低质量审计服务。以上原因的综合作用结果就是，在我国的审计市场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相关经验证据也表明，大所有可能会在中国审计市场继续保持其执业能力，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王鹏、王咏梅，2006)，也有可能为适应中国审计市场需要而被“本土化”，降低审计质量(刘运国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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