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预期一旦建立便会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对新制度会产生潜在的抵抗力。
路径依赖所体现的是一种正反馈机制，涉及的主体行为具有强化性和稳定性，要想用其他某种新的制度代替现有制度，就必须要打破现存的路径依赖，这不仅是个制度的重新制定和实施问题，而且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行为主体的各方面的配合，包括组织体系、生产体系、观念体系等相关部门的一致行动。
在制度或者决策产生之初，往往是随机事件决定着制度的状态，配合制度的推广和实施，必定会有大量的原始投资成本，随着制度实施程度的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大，其投资成本也会随之下降，并且会有大量的行为主体参与到制度的推广过程中来，示范效应得以产生;共同利益使既定环境下相关主体行为联系更为密切，从而刺激了协调效应的产生，这种效应会使行为主体之间产生一种依赖原有的制度框架、不愿做任何改变的现象，久而久之，行为主体的惰性就表现出来，并派生出很多非正式的共同规则出现，沿用着这些制度链条便会使行为主体产生适应性的预期;当适应性的预期状态稳定时，对原有制度的改变就变得较为困难。
2. 我国技术融合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对于技术融合这项特定的技术活动，路径依赖可以从技术活动主体—企业和制度变迁的主体—国家两个层面上来理解。
(1) 企业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
按照诺斯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在企业层面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企业的发展具有连续性，现在的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受企业前期发展的影响，今天的技术(制度) 是建立在初期技术(制度) 改进的基础上，明天的技术(制度) 进步又是建立在今天的基础之上[7]，企业今天搜寻的结果不仅是一种新技术，而且是增进知识和形成明天使用的新建筑块的基础[8]。企业在任一时点上的知识存量均来自企业在过去学习过程中新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对已丧失价值的旧知识的不断摒弃[9]。这种不断的积累和摒弃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特定的固有的内在价值体系和思维惯性，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断强化这种既定生产和实践模式，使企业内部自有技术、文化论文" target="_blank">企业文化和管理思想具有一定的刚性力量，对既定的模式和制度都有保护倾向，对新技术和制度具有一种天然的抵抗力，这就是企业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使现有优势技术和企业制度占据更多的发展空间，并且不断地自我强化、自我完善，成为企业的主导力量，意味着现有技术和制度的刚性力量会潜在地抵抗外来新的技术和制度，即使外来技术和制度比企业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更为先进，也会被企业现存力量所抗拒。但是，如果这种强化现有技术和制度的情况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那么企业未来发展就会受到束缚。因此，路径依赖有助于企业形成自己的竞争力，但一味地坚持也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限制因素。
对于技术融合企业而言，很重要的阶段就是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的结合。当企业存在生产要素路径依赖的时候，往往会形成人力因素或非人力因素的刚性力量。非人力因素的刚性力量很明显，无论是生产设备还是包装品牌等，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短期不可更改性;对于人力因素，以往的生产实践使得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的人们必定形成了特定的生产和经营技能，知识和经验的集中认同形成了对外部新要素介入的壁垒，主要表现在企业现有技术合力的约束、企业认知层面的局限和企业文化的束缚三个方面。当技术融合过程中企业现有技术存在局限而尚未被察觉时，往往会继续投入资源以期保证企业预期效益的出现，而短期的高效益会使企业沿用这一发展路径，继续扩张生产，导致技术局限越来越深;认知局限在技术融合活动中的反应很大，技术融合需要企业相关人员从原有的生产经营实践转到另一种模式上去，对过去路径的依赖会使这种转变变得很困难，技术融合需要群体共同的认知技能的合作来完成，单一的认知会阻碍甚至破坏融合活动的进行;企业文化是隐含在企业员工身上的特质技能，它是一种共同的价值理念，指导作用非常强大，而且一旦形成就具有无可替代的稳定性，要想改变它需要非常多的投入，企业文化越强大，统一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力量越强，异质价值观越难进入。
(2) 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诺斯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10]，即所谓的路径依赖就是人或事物对现在发生作用的某种行为的依赖，它能够导致行为主体既定方向的不断自我强化，其结果就是使新制度的实施不能脱离原有制度的环境，而且要想使新制度更有效率，就必须使用既定的要素，这一过程脱离不开制度形成初始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技术发展路线的选择和政策的制定上，路径依赖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一般来说，思想观念一旦在某一个群体中形成，就会体现出很大的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当人们对既有思想观念形成特定的认知框架后，就会形成习惯，习惯会限制人们对新的思想观念的认识、选择和使用。当习惯被一直沿用的时候，就形成了风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旧制度的沿用依赖就会超过对新制度的向往。
在我国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历史形成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影响深远。在持续了几千年的官僚主义管理体制下，“随着旧政治体制的崩溃而来的权威断层，对所有社会关系都有破坏效应。而中国人在其重建政治制度时通常也还会采用精英统治和等级权威的结构”[11]。这种治理模式导致中国公众的参与意识淡薄，在新制度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也会因为无关己事而忽视对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我国的改革总体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之前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导致了“官本位”的盛行，人们的主权意识缺乏，形成了一个“全能型”的政府。以往的每次改革都是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人们的等待和被动接受心理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政府在这种惯性思维方式里易于集中地制定相关的政策。缺乏了实施主体的参与，制度的制定容易脱离实际。
因此，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新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存在一定的障碍，在改革的过程中，对初始路径的选择非常关键，“改革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改革者的主观愿望和最终目标，而且依赖于一开始时选择的路径。哪怕目标是清楚的，具体措施的大方向也是正确的，可是只要在初始的路径选择上有一些细微的差错，在往后的发展中，它会按本身的逻辑，偏离原来的目标，演进到远离原来设计的另一种体制去[12]。”因此，在科技指导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我国既有的管理思想占据一定的统治地位和空间，沿用即成的观念使得新科技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受到一定的限制。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但是政策的外围保障是一步步进行的，是随着技术要求的不断变化和形势的不断发展而做出的相应调整。这种调整必须要适应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习惯，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要打破旧的习惯的影响，这样才能做出客观的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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