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损失了11/12，而在德国以及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分裂之后又重新成立的那些国家，其价值基本上已损失殆荆
由于战争的影响，以及由于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所实行的货币政策的结果，使投资者阶级所有财产实际价值中的一个很大部分，被白白地拿走了。这种损失的发生来势迅猛，同时又与其他一些更糟糕的损失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单就这项损失将造成怎样的后果这一点来说，人们还没有充分地加以了解。但是尽管如此，它的影响已经使不同阶级之间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整个欧洲大陆，中产阶级在战前投资于债券、抵押或银行存款方面的积蓄，已经大部分或全部损失殆尽了。毫无疑问，这场经历将改变人们关于储蓄和投资的社会心理。这种过去被认为是最安全的行为，现在却被认为是最不安全的了。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既不胡乱花费，也不“投机取巧”，只是“为其家庭谋求适当的准备”，他赞美安全，严格信守从实践中获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老于世故的可敬信条。的确他是最不想侥幸获取财富的，然而结果却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从以上所述能够吸取些什么教训呢?我认为主要的一点是，把19世纪发展而来(至今仍保留着)的社会组织体制同对货币价值的自由放任政策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既不安全，也欠公正。那种认为我们在过去的安排进行得很好的说法并不正确。如果我们想要把社会的自愿储蓄，继续吸引到“投资”领域，就应当使体现储蓄和投资的价值标准保持稳定，并以此作为审定国家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遗产法和复利累积结果的影响下，如果不从事企业经营活动的闲逸分子从从事企业经营的活跃分子收入中获取的份额相对过多时，的确应当重新分配国民财富;但是应当采取其他一些方式，使一切形式下的财富都受到同等程度的影响，而不应当单单使相对无所依靠的“投资者”遭受严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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