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的时尚。这的确有点奇怪，因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渴望的民主进程当时正在大部分西欧国家节节推进。当胜利的曙光初露时，知识分子反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心情，米歇尔斯的“政治寡头铁律”最集中地表达了这一点。
而当大战爆发，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又后悔反对了民主，因为在战争结束期间，政治的革命和反革命同时摧毁了民主，并产生了更加令人恐怖的政治制度。以至米歇尔斯在比较了所有的政治制度后，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应该选择民主制度，因为它是所有恶魔中邪恶最少的一个。”
对欧洲知识界对民主认识这一曲折历程的反恩，我们也许不难得到这样一些有益的启示：
①自由相对民主而言，属层次更高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讲，民主是一种获取自由的手段，自由才是最终日的。正因如此，在某些能保证人们社会与经济自由的国家与地区，尽管长时期没有民主，社会却照样可以发展得繁荣昌盛，香港就是这样一个“无民主有自由”的显著例子。
②自由，从个人享有的角度看，只要它不触及他人的利益，就是无限的，而民主却是有限的。这有两层含义：其一，只要个人参与了某种民主程序，他就得按秩序行事并遵守这种程序所做出的决定，换言之，他的自由受到了约束;其二、正因如此，对民主应该进人的领域必须进行限制。在一些完全和本来就属于个人的范畴的事，决不能让民主“侵犯”。例如，个人的隐私权，无论是通过专制还是“民主”的方式，都不得予以侵犯。
③民主不是一种绝对理想的制度，要避免民主的弊病，最重要的措施也许是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帮助大众“脱贫”，使他们不致用手中的民主权利去交换别的什么东西。从这个角度上讲，民主是一种“富有”的产物而非贫困的结果。在贫穷的基础上，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往往是畸型和不能持久的。富裕不会自动产生民主制度，但它却经受得起实现民主的“折腾”，支付得起实现民主的代价。如果说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是实现现代化不可避免的过程，那么，前者显然应置于更优先的地位。“穷折腾”误国误民，己为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所证明。
④实现民主是一个与传统契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传统文化载体与新文化开创者两重身份的知识分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代表人物的价值观念和理论导向某种程度上决定著民主进程的命运。民主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精英”的思想，而不是真正的“民众”思想。
西方知识分子百年前对民主的这一场曲折的认识，反映出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两难处境：那就是他们既不愿放弃对作为一种理想的民主的追求，又不愿放弈自己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精英的责任：即要教化民众、领导民众、使民众按照自己设计的理想道路前进，而不是真正心甘情愿地跟在群众后面，按大多数人的表决行事。这两种角色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当一些知识分子不能扮演好的民主斗士的角色时，往往会很容易地转变为暴君和寡头的拥护者。面对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央大国，对于一向具有深沉的历史与社会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如何摆脱这种双重角色的困境，决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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