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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海商法与合同相对性
合同相对效力原则承袭自罗马法“任何人不得为他人缔约”之传统，认为合同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只能对订约双方产生约束力。基于契约特别关系之性质，仅债权人得向债务人请求履行给付义务或附随义务，其他第三人在契约上既不享有权利，亦不负担义务。[1]合同相对性的原因不难理解。首先，合同相对性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当然结果：只有在合同中表达自己意志的人，才能受该合同的约束。其次，如果第三人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强制执行合同，则合同当事方根据自己的意思随时废除或者修改合同的权利将受到不适当的限制。[2]但是，近代各国似乎并没有完全承袭罗马法的传统，逐渐承认契约的涉他性[3]并找寻各种路径以突破合同相对性，甚至有学者主张摒弃之。[4]
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在海商法领域更为明显。货物运输因其可视为由第三人（承运人）向合同对方为履行，或可视为由合同承运人对第三人（收货人）为履行，历来被认为是涉他合同之典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亦不例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本缔结于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却衍生出以承运人为核心的包括实际承运人以及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在内的船方主体群，和以托运人为核心的包括发货人的货方主体群。本来收货人即为运输合同之第三人，但由于单纯依靠提单背书进行货物买卖，收货人又会扩展至提单持有人。海商法更为特殊之处就在于它用承托双方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去调整这些延展出的主体—无论是否为合同缔结方，运输合同法中的强制性义务、抗辩理由和责任限制的权利同样适用；无论是以违约还是侵权起诉，包括诉讼时效在内的各种后果都与合同之诉无异。[5]
海商法在合同相对性突破的问题上到底走了多远？海商法敢于对经典的契约理论中由意思自治原则奠基的合同相对性予大规模突破，其原因何在？本文拟以具有悠久航运历史，同时也是受合同相对性困扰最深的英国为例，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论证。
二、英国普通法合同相对性原则给海商实践带来的困境
当一份运输合同缔结时，托运人会意识到运输合同很少由合同承运人亲自履行，而往往交由合同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或独立合同人履行；同样，承运人也会意识到托运人会将提单转让给收货人，收货人亦可能背书给其他人。于此情形，有理由认为在运输合同已经明示或默示允许承运人授权他人履行时或者提货的人非托运人本身时，无论最终起诉承运人者是谁或者谁被起诉，运输合同都应按照其约定的内容付诸实施。
但是在英国，这种构想却经常被普通法合同相对性理论挫败。按照合同相对性理论，只有合同原始当事方有合同权利和义务，也只有运输合同当事方才拥有诉权或者能够被起诉。[6]因此，如果合同由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或独立合同人实际履行，则托运人就可以绕过合同约定直接以侵权起诉存在过错的实际履行者，且这些合同实际履行者在侵权之诉中不享有合同所规定的承运人免责和责任限制之权利。同样在普通法下，囿于合同相对性的限制，托运人外的索赔人也不能对承运人提起违约之诉。纵然索赔人可以选择侵权之诉，但英国法下侵权之诉的提起却并非易事。[7]
合同相对性在海商法领域衍生出的困扰体现在如下方面：1.一旦当事方对运输合同条款达成一致，则意味着他们对于风险划分以及分散责任的保险机制有所预期，恪守合同相对性不放会导致非合同主体绕过合同，则当事方在缔结合同之时所精心设计的利益衡平与可预期的风险负担将被颠覆。2．如果恪守合同相对性，但当事方又可以将合同分包他人代为履行，则当事方就可以轻易地以此为由违反原来的合同。3．如果通过合同相对性可以规避合同条款之约束，将会导致一系列诸如循环赔偿条款（cross-indemntiy clauses）的补偿条款出现在运输合同中，这种条款会使运输合同以及规制运输合同之法律无必要的复杂化。[8]
综上，英国普通法中的合同相对性在海商法领域造成的困境具体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由于只有合同相对方才能够起诉或者被诉，那么并非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以及FOB卖方发货人是否有权起诉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或者他们的受雇人、代理人？即第三人是否可以享有运输合同下诉权的问题。第二，如果被起诉，非运输合同当事方的实际承运人、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是否可以援引提单或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抗辩理由和责任限制？即第三人是否可以依赖提单条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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