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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撤销权作为体现破产法公平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通过纠正债务人损害全体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实现对普通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与调整，从而确保破产财产的最大化和保护全体债权人平等受偿的权利。破产撤销权制度从欺诈行为和偏颇性清偿行为两方面进行设计，欺诈行为包括无偿转让财产、放弃债权、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偏颇性清偿行为则主要有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对既存债务事后提供担保、危机期间的个别清偿等几种形式，对此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均有体现。但是现实经济生活中担保现象多种多样，既有担保人在临界期（可撤销期间）内为既存债务事后提供担保，也有为第三人债务提供担保；既有法定担保，也有约定担保，还有大量的公司集团内部之间的关联担保以及物权法所规定的浮动担保，这都并非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项“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能够涵盖的。出于表述上的方便，本文统一将这种财产担保称为“担保行为”。至于担保制度中的另一主要类型保证因是以保证人的信用而非财产担保，即使保证人破产了，被保证人也不能主张优先受偿权，只能以保证债权申请破产债权，何况撤销保证行为也不能使破产财产增加，因此保证则不在本文论述之列。
一、两类担保行为：区别适用破产撤销权制度为既存债务事后提供担保破产案件受理后，债权人的无财产担保债权只能作为普通破产债权受偿，如债务人在临界期内为其提供财产担保，将使该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对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得到个别优惠性清偿，这无疑损害了其他普通债权人的利益，故应予撤销。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并列规定了事后担保与无偿转让行为，将这两类行为视为同一性质。从表面上看，对无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债权人未增加任何对价，性质上构成了对债权人的无偿转让。但在典型的无偿转让财产如赠与行为中，相对人并未支付任何对价，而债务人的财产因该转让行为发生了减损。而在事后担保中，担保权的设定本身并未造成债务人财产的实际减损，若担保权实现时债务人资信良好，担保权的实现只是在担保权与主债权之间进行了替换，担保债权人在获得担保物变现所得的同时，相应数额的债权也因此消灭，此种情况下事后担保并未对其他债权人造成任何损害。{1}对于陷入困境的债务人来说，其处分财产后便不具有足够资产清偿全体债权人的债权，即通常所说的资不抵债，那么其个别清偿行为就构成了正当的撤销事由。所以说，事后担保可撤销的依据并不在于该行为的无偿性，而在于清偿的偏颇性。在债务人申请破产前，外部第三人一般无从了解债务人真实的财务状况，很难对其清偿行为的不当性做出正确判断，所以法律规定了破产案件受理前的一段期间为临界期，以这一形式要件代替对清偿行为不当性的实质判断，推定认为债务人在此期间内进行的清偿行为有害债权，可以撤销。
债务人为在临界期内产生的新债务提供担保，是否属于可撤销行为，破产法并没有规定。对此有观点认为，该类担保行为不应被撤销，因其不是对原无财产担保的债权提供担保，不具有改善某一债权人原有清偿地位的不公平性质，而且抵押等担保合同的签订是具有主合同对价利益的。{2}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绝对，如果债务人通过恶意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向其他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就不仅是可撤销行为，还是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无效行为，要受到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两年的追诉时效的限制。至于为具有正当性的新债务提供的担保是否可撤销，要视具体情形而定。一般认为，债务人为了维持企业经营或者为了支付职工工资而进行的借款，是企业获得必要的资金、确保正常运营必不可少的条件，对该类借款提供的担保没有欺诈一般债权人的意思，也不存在偏颇性清偿，因此不能行使撤销权。
在约定担保或法定担保情形，即事后担保属于签订合同时的条件，如许多银行在贷款合同中有增加担保等约定；或者债权人系在行使法定权利时获得担保，如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八、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债务人临近破产界限时，债权人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这样的担保就不应在债务人破产程序中被撤销，否则就等于人为改变了合同签订的基础，剥夺了当事人的法定权利，以另一种实质上的不公平去实现对全体破产债权人的形式上的公平。{3}但破产法未对上述情形作出例外规定。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后法优于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在企业破产法与合同法产生冲突时，应优先适用企业破产法，这使得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以及法律对相关权利的安排失去了意义，是其不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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