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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传统文明在生活中刻镌下鲜明的印迹。中国20世纪文学在反映这种社会转型时，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民间化特色。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塑造出一批承载时代变革、反映人物命运和心声的平民典型形象。祥林嫂、骆驼祥子、王玉生、李双双、陈奂生、曹杏花等人物形象，贯通百年，代表着中国文学的骄人成就，蕴涵着不同时代平民阶层的心声与追求。归总这些形象的内涵特征，可以“乡里能人”概括称谓。回眸百年，会发现这样一个颇富启示力的线索，乡里能人在时代大潮中的挣扎、奋争、浮沉的过程，恰恰构成中国平民百年命运的历史写照。而不同时代作家们立足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又赋予这些形象以鲜明的时代、文化内涵，形成了三种价值视角的审美书写。
所谓乡里能人是指身处传统农耕文明氛围中具有较为聪慧头脑、出众技能，迎合时尚且善于把握机遇的平民，他因个人睿智、时代机遇和环境条件三者交合作用而成为乡邻敬羡的“能人”。“时世造英雄”，没有时代变革提供的机遇，仅凭个人的小才能很难成就什么“功名”;没有地域环境条件的有力推促，个人也很难在当地形成“气候”;没有洞察时世的锐利目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乡里能人也不能擢升一级，成为人们敬羡的民间权威的。[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乡里能人的“身世”好似一部平民奋争的社会史，从中往往能够映照出时代风尚、社会形态、地域风情，以及民众生存的历史。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使乡里能人真正成为民间文化和边缘视角下的平民代表。
乡里能人是一个与民间权威相联系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第一，乡里能人聚现了血亲与地缘关系。与民间权威相比，乡里能人所生存的空间相对狭小，多在血亲关系波及的地缘内活动。在中国宗法制社会中，血缘是一种超越繁衍关系的社会结构，具有稳定的社会力量。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2](P380)乡里能人正是与地缘内平民百姓的血肉相联的关系，才使他把握机遇的才能得到乡村里巷民众的羡慕、敬佩，产生趋同和仿效的意愿。与之相比，民间权威的影响往往超越血亲关系和地域的局限，他们的威慑力和感召力也要比乡里能人的敬羡心理强烈得多，因此说，权威是社区的领袖，而能人不过是村落里巷中的“大佬”。第二，乡里能人具有中介转换的身份特征。乡里能人是平民走向权威或衰败为贫民的中介。平民是民众的主体，他们的聪明才智被日复一日的劳作之累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当他们其中的某个人因把握住了时代变革和地域条件的契机，以自己的才能智慧超越一般民众的时候，他就因此而成为乡里能人，被众人敬羡和信赖。当他继续丰富着他的经验，发展着他的业绩，并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力，比如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或因遵循传统或因打破“枷索”成为民众眼中的行为楷模时，他就会一跃而成为民间权威，成为民众佩服和乐于服膺的人。也就是说，乡里能人是凸露于平民中的强者。同样，一个曾在社会上显赫一时的权威，亦可因时势的变化，个人权力的丧失，传统力量的衰降等原因，由民间权威颓为“乡里能人”，甚或进一步“跌”至“贱民”。第三，乡里能人是平民的典型。平民泛指普通百姓，有别于官家、贵族和特权阶层。乡里能人最具平民特征，无权、无势，被人统治。在这一点上，他明显区别于民间权威。民间法理权威尽管是指官位低微、特权不大的人，但他与乡里能人比起来，仍然显得有权势，有地位，可以主宰当地百姓的生存秩序。乡里能人作为普通百姓的代表，既能体现民众的愿望、意志和要求，又能反映出他们的地位、权益和悲欢，是文学反映民众疾苦、百姓愿望、民间文化思想的重要原型。
根据作家选择提炼民间文化题材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可以把20世纪中国作家对乡里能人的审美描绘大略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与历时态嬗变的社会体制、时代背景和作家观念相一致，实质上构成了三种审美价值视角。在每种价值视角下塑造的乡里能人形象虽然独异鲜明，但其价值取向又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从而形成了乡里能人审美形象的价值母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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