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物感说，并且还有着很强的动态性和生命感，同时使艺术创作有了不得不发的自然风貌、态势。
一.物感说的释义
“物”，作为客体的一方，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中并不是某个具体事物的指称，而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范畴，它的内涵是指外在于审美主体并作为对象的客观事物，它既可以是自然物象，也可以是社会情事。并且还有着很强的动态性和生命感，同时使艺术创作有了不得不发的自然风貌、态势。
“感”，作为主体的一方，是指感应、感发、感通、刺激、触兴，从而实现心与物的相联系相融合。
“物感”说是指客观事物(客体)对艺术家(主体)心灵的刺激感通，使之情感波动，是以“物”感“心”。“物感”说,唯物、客观地阐释了文艺创作的动因。
在“物感”说的框架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依存、相互交融而产生艺术作品，主体并不是孤立地、无缘无故地产生创作冲动，同时也不是对客体的被动依赖。
二.物感说的哲学理据———天地人的异质同构
追求与自然生命协调和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是物感说哲学理据的总的思想原则。
(一)生理结构方面
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疾莫能为仁义，人独能为仁义;物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山谷之象也。”人的“节&rdquo、“骨”、“耳目”、“理脉”等都显示出了与天地的密切关系。
(二)道德方面
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己，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地，取仁于天而仁也。”人精神领域的“仁”取之于天，与天地同构。
(三)情感意志方面
董仲舒《春秋繁露》：“喜怒之祸，哀乐之义，不独在人，亦在于天;而春夏之阳，秋冬之阴，不独在天，亦在于人。人无春气，何以博爱而容众;人无秋气，何以立严而成功;人无夏气，何以盛养而乐生;人无冬气，何以哀死而恤丧。天无喜气，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无怒气，亦何以清而冬杀就;天无乐气，亦何以疏阳而夏养长;天无哀气，亦何以瞠阴而冬闭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乐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气者，合类之谓也。”喜怒哀乐之情不独在人，也在天;春秋冬夏之气不独在天，亦在人。
三.物感说的发展轨迹
(一)滥觞期
《乐记.乐本》：“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1]
这里提出了“物感—心动—声应—变音—成乐”的音乐本源论。人心本来是静的，由于受到外物所感而动;情感有所激动，就要发为声音;声音相互融合组成一定的格律，就变为乐曲;乐曲排列在一起，配上歌舞，就产生了“乐”。 “乐”是个含混的、浑沌的概念，是指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是人心与外物相交相感的产物。《乐记》指出，“乐”的创造源于创作主体心灵的波动，而心灵的波动则是由于受到外在事物的变化的感应而形成的。
(二)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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