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过程也就是
“除魅”的过程，现代社会面临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尴尬局面。韦伯把社会行动划分为传统行动、情感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4种类型，其中后两种类型的社会行动在西方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价值合理的行动类型的行动本身就体现了对终极意义和价值的追求，与行动者追求世界和人生意义的目的直接相关;目的合理的行动只是达到H的工具、手段和中介，行动本身并不与终极关怀挂钩。在西方社会中，价值合理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之间的冲突始终存在着，但随着宗教的衰弱和意义的“理性化”过程的展开，二者之问的分裂、冲突和矛盾加剧，其结果是前者受到挤压和排斥，后者则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二者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目的合理性Ⅱ王可以称之为工具合理性、工具理性，受“客观因果法则”的制约，具有客观标准;但价值合理性缺乏客观的标准，是一种与主观有密切联系的理性。这样，人们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采用各种手段，通过算计来实现其目的，并且不必顺及信仰、价值、伦理、义务、责任、终极关怀、真实的情感等这些更为根本性的因素。韦伯认为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之间的关系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类似。在韦伯看来，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工具理性的作用表现在科技、管理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在科技领域的表现最为明显。因此有学者干脆将科技理 性视为工具理性的代表，并且卣接以科技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事实上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并不能够直接画等号。工具理性、形式理性无节制地发展膨胀，结果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导致了对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的挤压和排斥，并引发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紧张，最终形成了韦伯所说的“理性的铁笼子”。因此，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主要是“理性化”的发展过程，可以把“理性化”视为西方现代性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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