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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生环境危机以来,对环境危机及其解决路径的研究一直成为社会科学各领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之初便对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给予了重大的关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就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生成理路而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理论发展过程。
一、前奏:异化史观下的自然观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史观。这是马克思利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异化”概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根基的初步探讨。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史观残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但是马克思的异化史观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劳动和人与劳动产品的四重异化关系及其矛盾之中,初步展示了异化史观走向唯物史观的科学路径。而对于劳动实践的关注,则成了科学实践观创立的直接前提。可以说,异化史观下的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形成的前奏。
作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初步探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过对私有制社会中异化劳动现象的分析,提出了人的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相统一的生存法则,指出人利用自然必须建立在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相统一的规范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认为人作为有意识的自由的生命体,必须和自然界实现和谐统一。人的身体是其生命存在的有机身体,人所实现的有机身体的生命循环是其生命得以存续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而人所生存和凭借的自然乃是无机身体。它是人类生存中有机身体必须不断与之交换能量的全部来源。当然,毋庸置疑的是,无机身体是人类通过劳动实践这一社会中介获得的。
但是这种统一并非完全是纯粹形态的。在人类迄今为止的发展历史中,人类有机身体与无机身体的统一或多或少伴随着两者的分离和对立。而矛盾甚或对抗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及其产生的异化劳动。虽然马克思当时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不平衡地位和作用未能做出科学的学理性分析,但是在两者并驾齐驱而互不悖逆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马克思确实初步揭示了其产生的根源。一方面,资本所有者和富人为了自己的有机身体而对无机身体挥霍无度,这就造成了自然产品和自然资源的极大破坏和浪费。另一方面,由于被剥夺了无机身体,劳动者陷入了极度贫困。资本所造成的两种现象是密切相关的。
。资本由于对自然的无节制的贪欲,完全扭曲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劳动者和自然界的关系因之异化了,而人的无机身体无论是对劳动者而言还是对资本所有者而言,都遭受了残酷的践踏。
然而,要实现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的统一,并非一蹴而就。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复杂过程,其间经历着否定和肯定的多次重组与融合。而其基本的规范则是人利用自然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统一。所谓内在尺度,指人类利用自然的价值需求。这是人类与其他物种在获得无机身体上的共同的功利主义取向。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尺度,即外在尺度,是指实践对象的物质本性。马克思一直主张人类利用自然的双尺度相统一的行为规范。这种统一内含着人性和物性、功利和责任、自我和外物的相统一的实践法则,表明了人类实践改造自然与动物利用自然的区别。
虽然在异化史观中,马克思通过人类生存的两种身体和行为规范的两种尺度的揭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开拓路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的异化史观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马克思的异化史观虽然在四个方面直陈资本主义条件下基于异化劳动的四种异化关系,但是资本主义异化关系的揭示并不必然昭示人与自然和解的科学路径。究其原因,则是异化史观的价值悬设主要并不根源于资本主义劳动实践关系中的矛盾的阐释,而在于人类之初生存状况的思辨性玄想。当马克思构想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状态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与自然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相统一时,马克思基于异化史观的思辨性色彩是十分强烈和明显的。而当马克思进一步认定,在人的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人们都应当树立和履践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理念,培养自然主义的伦理品格之时,虽然这一思想直接指陈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核心宏旨,但是这一观念的不现实性则是显而易见的。它几乎完全忽略了人类历史发展中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相统一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它未能找到达致人与自然和解的科学的现实坦途。
在马克思创立异化自然观之时,恩格斯实质也开始了创立辩证自然观的步伐。自1842年始,在英国曼彻斯特市经过大约三年的对工人群众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实地考察,恩格斯于1844年底至1845年初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初步阐述了造成当时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污染的三大根源。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水平和认识能力的局限造成了人们对于可能破坏生态平衡以及导致环境污染的远期行为后果缺乏认识。这是当时环境问题的认识根源。关于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恩格斯一方面严厉谴责了资产阶级的贪欲和唯利是图;另一方面批评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于生产行为的破坏性后果的漠视和浅见。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和马克思的异化自然观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创立的起点。
二、科学实践观的提出和人与自然和谐哲学思想的创立
异化史观既无法廓清人与自然和解的障碍,又无法充当构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根基,因此异化史观必然为科学形态的世界观根基所代替。这就是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提出。
对旧唯物主义而言,科学实践观强调对世界理解的实践性,认为对象是实践的对象,是实践意义上的感性世界。这就彰显了为旧唯物主义所忽略的主体能动性。关于唯心主义,科学实践观突出实践世界的感性特质,彻底否定了关于实践世界的非客观性的唯心主义妄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末尾,马克思以革命家的昂扬奋进的姿态宣布了共产主义者的根本使命在于实现世界的革命化。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形成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根基的奠定,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根基的建构。而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理念的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哲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它主要表现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和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
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首要范畴。唯物史观认为世界有两种关系,其一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其二为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这两种关系是相互制约和不可分割的。就两者的统一性而言,一方面,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是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其度量的尺度的。虽然这两种关系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但是正如马克思在人类生存的两种身体关系中论述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必然只有在两者总体一致时才能使人类获得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否则,不可预知的后果只能是人类的自我毁灭。但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实践关系,其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关系。而所谓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哲学也正是首先从劳动范畴中发展起来的。唯物史观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
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因此人们通过劳动满足自身生存的物资资料生产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而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思想的落脚点首先在于劳动实践,这也是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立足点。
从劳动范畴切入,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历史,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关系,而这种一致性展示了社会物质再生产中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因此社会物质再生产的延续内涵着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发展。而在世界历史观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化自然观也正是蕴藉于此。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是:(1)自然界是社会历史生成的前提。(2)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人及其社会。(3)现实意义的世界乃是人化自然,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而诞生的实践世界。实践世界不可等同于人与自然界的简单相加,其特点也绝非人和自然特征的约同,而是在两者相互关系中生成的整体性和一体化。(4)所谓人与自然的和谐世界是实践意义上的世界。这种实践主要源自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它的实现在现实社会中必须凭借一定的社会形式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
既然人与自然和谐局面的形成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状况,那么设计合理的社会生产方式便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所关注的焦点。然而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特别是生产力概念,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误读。这就是,在社会生产领域,存在着的仅仅只有一种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对生产力做出了这样的定义:“生产力,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客观物质力量。亦称社会生产力。”《辞海》认为:“生产力,亦称社会生产力,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从直接或间接推动或作用于物质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当代世界存在着四种生产力。第一,生态资本形成的自然生产力推动自然物质生产。第二,社会资本形成的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物质生产,创造劳动价值。第三,人力资本形成的人口生产力推动人的生产。第四,知识资本形成的知识生产力推动知识生产。如此看来,经典哲学对生产力概念所做出的界定显然难以涵盖这四种类型,其所专注的仅仅只是社会生产力。即便使得大社会生产力在其广义上囊括自然生产力、人口生产力和知识生产力,并使其生产力的实践生成限定为社会形式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力,因而社会生产力就取得了合理性的完备形态。那么当代社会所出现的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换取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面,不能不说是由于人们对生产力的误读,尤其是由于对自然生产力的忽视所造成的。因此,凸显自然生产力,重新解读和构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新概念体系,为解决当前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提供了可能。
只有生产力在其内涵上还其完整的面目,构建合理的生产方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是可能的。另一个方面,人与自然形成和谐发展的局面还直接有赖于自然生产力决定的自然物质生产与社会物质生产协调关系的形成。在这里,社会物质生产并非是由社会生产力所唯一主导的生产。在广义上,社会物质生产是上述四种生产力共同作用的社会性的实践生成物,所以称之为社会物质生产。社会物质生产固然要与自然物质生产保持协调性,但自然物质生产又决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生态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过程,而是指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过程。那些妨碍或有害于社会物质生产的显然不能属于自然物质生产。
人与自然和谐局面的形成虽然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合理建构,但是也有赖于有效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哲学的现实生成是人们实践系统的产物,而不是人类生活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的改善。
如果说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主要集中地从实践生成的角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思想,那么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则独具匠心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哲学的其他问题。
由于对自然科学广博而又深入的了解,恩格斯首先总结以往关于人类和自然关系认识成果的基础上阐明了人类社会从自然界生成的必然性。第一,自然界自身的运动演化并非非自然力量推动的结果。所谓“神力”、“上帝”等外在的唯心力量,纯属子虚乌有。因为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向人们展示了自然界向人类生成的历史图画。其次,自然界向人类生成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冲破了它的任何障碍。在物质由低级向高级的运行中,自然界的简单的机械作用走向人类生命的运行,是自然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归宿。由此可知,较之其他生物物种,作为自然运演的最高形式的生命运动,人类身上确实被赋予了更多的认知和主动干预自然的权利。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正是这一方面,在更为广阔的宇宙生存的层面上规定了人类生存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相濡以沫的发展局面。这就是人类生存的有条件性和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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