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客观必然，而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详尽的描绘，但还是确立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阶级和国家消亡，等等。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决定力量，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区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诚如列宁在分析历史上一切唯心史观之所以失足的原因时所指出的：“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里，也有一种“大同”思想，并且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代，诸子百家就对各自的大同世界进行了描绘。孔子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大同思想对中国人民的影响非常深刻。到了近代以后，民族的灾难与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中国人民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和探索也就更加积极。洪秀全设计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天国。康有为“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构思出了一个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归公的大同社会。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大同理想无疑与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因此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是以“大同”来指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这些世间大事中，将“民”列为首位。孟子则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理论至今仍振聋发聩。不仅儒家提倡以民为本，道、墨、法诸家都有这种以民为贵的重民思想。尽管这种思想还没有达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科学高度，但它毕竟是达到这个高度的必经阶段。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社会历史观的契合，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注重把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融会贯通，如毛泽东在宣传共产主义时。把共产主义描绘成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村，公共工作，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结合起来，希望通过“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他人世救民的目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着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相通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文化底蕴。如果没有这种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李鼎民所言：“以中国哲学的唯物论体系来介绍马列主义，乃是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国民族形式得到真正实现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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