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着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相通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文化底蕴。这里是一篇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底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详细内容吧~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有着许多相融、相通之处。中国人民求真务实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阴阳流转与“否极泰来”的辩证思维传统、“知行之辨”的认知论传统以及“重民”、“大同”的社会历史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整合的“契合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哲学;契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源于欧洲工业文明时代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20世纪初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当时的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逐步中国化，首先归结于传播信源本身的强大生命力、冲击力和感染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而产生的偏狭理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取得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认同。“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相吻合。”根据本文的需要，我们将致力于对后一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一致性，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探索、寻找。张岱年、程宜山认为：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吴雁南等人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在长期的积淀中留下不少民主性的精华，懦家的大同思想，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追求，讲求群体的观念以及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等，都从不同的层面折射出社会主义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是空想的、主观的，乃至宗教性的。这些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事实正如他们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许多相融、相通之处，如中国人民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一分两合”的辩证思维传统、“知行之辨”认知论传统、“重民”和“大同”的社会历史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契合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观、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观与中国传统哲学朴素唯物论的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而中国哲学具有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源远流长。早在殷周时代，《尚书·洪范)就阐述了“五行”的思想，认为世界是由五种物质元素组成的，开创了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先河。老子“道”论的提出和阐述，引发了人民对宇宙本源的哲学思维，把人民的思想从神学的笼罩下解放出来。《管子》、《易传》、《韩非子》等均发挥了老子的“道”论思想，并将其改造成为唯物论。荀子是先秦时期最伟大的唯物论者，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其最高理想是“制天命而用之”，最后达到与天地万物的和谐。汉代王充以“元气”为始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在《论衡·自然篇》中认为：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天地和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和气，子自生矣。”魏晋时期的杨泉推进了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提出了“水土之气，升而为天”的观点;唐代的刘禹锡总结历史上关于“天人之辨”的规律，认为天是“有形之大者”，而人是“动物之尤者”月，提出了“交相胜，还相用”的学说，发展了荀子的唯物思想。宋代张载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对佛教唯心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太虚即气”、“凡有皆象，凡象皆气”的唯物主义观点，建立了气一元论的理论体系。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和王夫之则把张载的“气一元”论进一步发展，最终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契合。中国传统哲学不仅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有成熟的辩证法思想。发达的辩证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与各国哲学比较中更显得早熟、丰富与深刻。成书殷周之际的《易经》，就用吉凶、祸福、上下、生死、损益等对立的范畴来描述现实世界的矛盾对立现象。《易传》进一步将这种对立思维体系化，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不仅如此，中国的先哲们还具有“否极泰来”的矛盾转化思想。管子曰：“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孙子将这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维方式运用到战争中，指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老子更是将这种矛盾的转化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多，多则惑。”认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随着历史的发展，辩证法的思想也在不断前进，如宋代张载的“两一”学，明清之际方以智的“表一必有二，二本一”，“尽天地古今皆二”的思想等，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辩证思维传统。正如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所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国化的结晶。“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就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同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尊重客观实际，尊重客观事实，要求人们如实地把握世界。正如方东树所说：“夫即物穷理，非即实事求是乎?”口枞而将实事求是由考据学命题转变为哲学认识论命题。总之，“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正如章太炎所说：“国民党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务实精神，成为毛泽东讲究实事求是的直接的民族思想来源。
毛泽东在1941年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经毛泽东这样的阐释，“实事求是”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就获得了充满生命火力的崭新含义，并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成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新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和学风。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又是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化的典范。
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正确地回答了人类能否认识世界和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从而使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得到科学解决。它的基本观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关于认识的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前提和来源，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二是关于认识的过程，列宁指出：从感觉到思维，从思维到实践，就是“认识客观实在辩证的途径”。这种认识过程，“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三是关于认识的目的，马克思指出：认识不只是用来“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改变世界”;关于真理的标准，马克思认为，真理是客观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应该在实践中证明”。实践是检验理论是否与现实相符合的“唯一标准”。
认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之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认识与实践关系问题的探讨。《左传·昭公十年》中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尚书·说命》中也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提出了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孔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个自觉探讨知行关系的哲学家，他特别强调言行一致，追求知和行的统一，认为君子之所以“讷于言而敏于行”，是因为“耻躬之不逮也”。墨子提出“言有三表”法，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古者圣王之事”，“百姓耳目之实”，“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荀子集中论述了知和行的关系，他尤其重视行，指出：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故“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
宋代以后，知行之辩问题的探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理学家朱熹建构了较为完整的知行关系学说。他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但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因此，“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知行之辩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提升到最高水准。首先，他明确提出了“行先知后”这一著名命题，认为“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必矣!”闭其次，他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思想，断定“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最后，他对知行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科学阐释，认为知和行是“始终不相离”的，它们既相区别，又相资互用，“并进而有功”。
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对知与行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人类的知与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从“不知而行”到“行而后知”再到“知而后行”。从总体上看，孙中山先生的知行观不仅超越了古代认识论水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比较地接近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可见，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从先秦、两汉、宋明、一直到近代，不间断地传递着“以行验知，以行证知”的优秀传统。这种“知行统一”的认识论传统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等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了传统文化的基础。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传统认识论的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其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来源。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二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三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和检验的标准。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给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至于真理的检验标准，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社会历史观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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