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西方哲学中自由、主体、
科学理性的共生性
现代性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时代性的主体意识、时代意识，这种意识深深扎根于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之中。这种意识或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在启蒙现代性中得以升华，但实质上，它是沿袭了古希腊时期的西方认识论传统。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认知理性就已经有了认识论的雏形。然而，成为对象认知的理论反思形式的认识论却是现代性的产物。正是科学革命对西方启蒙现代性的助推，才使得在近代西方哲学中科学理性与主体意识和自由价值理想坚固地凝铸在一起。以实证主义和机械论为标志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论模式，正是在理性哲学的主体、自由的主导下，为了对确定性的寻求和把世界确定为对象，认识论才充当了为科学技术发展寻找根据并作为一种工具的角色。笛卡尔对绝对自我的设定，以及霍布斯、拉普拉斯等对数学和机械力学的宣扬和推崇，洛克、休谟等对经验世界的着迷，使哥白尼对世界描绘的理性原则推向了现实世界。
事实上，在西方现代性的演进中无不都带有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的主体性和自由思想的影子，并逐渐地被普遍化为科学理性的思维模式。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主体性、自由价值理想都通过科学理性在世俗中找到了落脚点，因为这些恰恰都符合了科学理性思维寻求的确定性、实证性、计算性、统治性和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功利主义、世俗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价值观。
康德式的先验主体以及由此设定的先验的自由，成了近代以来科学理性化的逻辑起点。科学理性同时也成了被主体性和自由所捆绑在一起的东西。正如哈贝马斯所分析的：“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既然不能归之为逻辑的不变规则和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活动的不变规则，难道它本身不是早已把一种历史上形成的因而是暂时的先验论(Apriori)内容包含在自身了吗?”正是因为这样先验的主体、自由以及科学理性的合理性形式才固化了现代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十分牢固的，因为它有着坚实的逻辑基础。在此根基上，近代哲学中的主体、自由和科学理性结合成三维一体的坚固堡垒。尽管20世纪的哲学反思和转向预示着人类自身的某种觉醒，以及后现代主义旨在对现代性形而上学理性思维的“消解”，但这种状况并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因为，现代性思维和意识本身就是建立在严格的因果设定和取得确定性的实效原则基础上的。
西方哲学中的理性在指向同一性和绝对普遍性上始终是一致的，这也是现代性意义上的理性信条。始于古希腊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同一律，即A=A，就已经奠定了逻辑的第一准则，同时它也成为统摄其他逻辑形式的绝对准则。这也是西方理性思维不可更改的戒律。但在古代哲学形态中，这一逻辑准则并未成为主导社会普遍行为的思维方式。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的颠倒是笛卡尔的理性对魅化的神学理性的颠倒，从而，理性成为本体论意义的形而上学。随着18世纪科学的振兴，牛顿和洛克式的科学理性走向彻底化、普世化。
不难看出，理性之间的张力总是围绕着形而上学的本体性而展开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系统化是康德完成的。康德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是为了给知识的确定性寻找先天条件。他将理性区分为先天的先验理性和知性两个层面。从而赋予纯粹理性以主体性的意义。这样既能扞卫主体性的权威，又能克服休谟式的经验论所带来的知识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他的“哥白尼革命”表征了现代性主体意识的确立，同时也把自由价值理想确定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而真正实现西方现代理性主义哲学的集大成是由黑格尔完成的，他彻底实现了对以往理性的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的统一，也从根本上实现了对以往理性的颠倒。因为，“黑格尔将理性彻底地本体化，他完成了对一切的一切的颠倒，完成了对世界的‘理性的颠倒’，并在绝对唯心论基础上实现了理性的自我和解”。从此，世界成了逻辑统摄下的世界。按照黑格尔的话说，就是“逻辑的体系是阴影的王国，是单纯本质性的世界，摆脱了一切感性的具体性。”黑格尔为近代西方哲学中自由、主体、科学理性的共生性提供了完美的理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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