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开始，随着技术的政治利用，技术的行政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凸显。在西方，技术行政(Technocracy)沿着理论与实践双重进路得以发展。作为一种精英理论，技术行政深受唯科学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一种行政实践，它形成于由西方工业化引发的行政变革之中，对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行政活动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在现代行政领域中，技术行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呈现出单向度发展趋向。
一、技术行政的单向度趋向
伴随着我国公共行政的现代化，技术行政正在为我国公共行政的进步做出贡献。与此同时，技术理性的过分增长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自由与意义的丧失。
首先，与技术队伍的壮大相伴随的是技术官僚的出现。
当今大科学高技术时代，我国技术行政的兴起使得技术发展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技术实践的社会化。技术行政的发展引起技术化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技术主义在思想领域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教育领域的技术专业、市场领域的技术人员、行政领域的技术专家成为更多青年的职业追求，技术队伍迅速壮大。二是技术创新的制度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技术创新活动开始在企业、国家甚至国际层面上展开，一种大规模、系统化的技术创新体系正在发展中。企业受到受到市场竞争的刺激，以技术创新开发新能源、新设备、新产品作为提高生产效率的最重要的手段。国家受到来自国际空间的压力，技术创新成为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引擎。作为一种主动的、有计划的行为，技术创新向着体制化发展，工业开发、科学研究、技术运用成为相互促进的系统，成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力量。因而，技术专家必然要参与国家科技政策与制度的制订，以期获得专业层面的保障。
技术专家在长期科研活动中养成了思维严谨、作风务实的行政风格。他们通过拟定阶段计划、明确实施方案、并解决各种各样的技术难题，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决策中的不安全因素以及主观随意性，增加了行政决策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有利于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政治家相比，他们剔除了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但同时也失去了某种热情的理想气质。在行政活动中，他们更为重视技术创新与效率提升，在技术层面不断追求精益求精，而较少顾及行政价值导向问题，缺乏对公众意识、公民心理的敏锐把握。因此，在技术权威的支持下，技术专家可能由于远离民众而形成技术专断。
其次，与行政效率的提高相伴随的是行政自由的失落。
在我国，信息技术、计量技术、电子技术、网络技术、传播技术等诸多技术开始被运用于行政领域，电子政务、网络民主是当前技术行政的典型形式。新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行政的专业化水平，更多的专业化和技术化的部门从行政领域分化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行政领域，这显然有利于减少管理层次，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
当前，随着我国行政专业化的发展，行政组织逐步具有了科层制的特征。韦伯认为，科层制是一种合理的组织管理形态。“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根据知识进行统治，这是它固有的特别合理的基本性质。”科层制推崇技术知识在高效行政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强调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以刚性的制度保证了行政效率。而且，科层组织原则的确立明确划分了管理职能，进行高度专业化的职责分工，满足了现代公共事务日趋复杂的迫切要求。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它对组织进行最合理的安排，保证了大规模组织的控制与协调，是一种高效的行政管理工具。但是，科层制所体现出的只是一种形式合理性，它在组织中消除个人品性的影响，使组织内人的行为理性化、程序化，导致了实质不合理性。严密的组织结构给个人的感觉是，如果没有组织制度的帮助，他就不会有任何创造。结果，它摧毁了创造力，制造了一种深层次的无能感。人只是作为技术理性构建的组织中的一个部件而存在。人的个性、情感被忽视，渐渐失去了主动性和创造性。
再次，与行政技术的进步相伴随的是行政价值的退却。
公共行政关系是社会共同体的基本关系。行政技术是维护公共行政关系正常化的策略与手段，是良好的公共行政制度得以有效运作的重要条件。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入到关键时期，民众意识开始苏醒，社会利益分化逐步加剧，西方文化大举侵入，使得政治矛盾愈益突出，行政环境愈益复杂。现实的我国国情，表明行政的有效性与技术应用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高。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我国行政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我国行政工具的革新更为快捷，科技含量越来越高。而且，互联网进入了行政管理领域，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电子政务得以建立。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电子技术等新型行政技术正在迅速地改变着行政活动，由此带来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对这些新型行政技术加以富有成效的价值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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