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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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4 16:00:00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金融自由化过程是一个涉及多种经济主体的制度变迁过程，金融体系内部(包括金融工具、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制度演进，不可避免地要求非金融体系的制度演进的配合;同时，金融自由化从本质上来说是政府对于金融体系的监管行为不断变迁的过程，金融自由化会带来政府金融监管方式、金融发展战略、金融政策等的相应变化，而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对金融部门的运作以及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产生影响。一个运作良好的有效率的制度环境，会对金融自由化的推进提供稳健的宏观经济背景，保证金融自由化的顺利进行并有效地减轻金融脆化的程度。制度质量是决定一国金融自由化成功与否或者说是决定一国金融脆化程度的重要变量。Demirgüç-Kunt & Detragiache的经验研究成果表明，在制度环境的质量比较高的经济中，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会显着降低，而在制度环境的质量较差的经济中，金融自由化过程极易导致金融脆化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在Demirgüç-Kunt & Detragiache的经验分析中，他们设计了六个指标来衡量一国制度质量，分别是：人均GDP，法律规则被尊重的程度(法律与秩序)，官僚主义拖延的程度(extent of bureaucratic delays)，合同实施的质量(quality of contract enforcement)，行政部门的效率，以及****的程度。从回归结果来看，制度质量与金融脆化的相关性非常显着，而且不同制度质量的效果差别非常大。比如考虑“法律和秩序”这个指标，其数值由高到低设为0-6，即“法律与秩序”最好的状况为6，而最差者为0。如果一个经济的“法律与秩序”指标数值为0，则金融自由化对金融危机概率的净影响为1.770，如果一个经济中“法律与秩序”的指标数值为3(处于中间状态)，则金融自由化对金融危机概率的净影响降为0.555，而假如一个国家中“法律与秩序”的制度质量增大到最佳状态6，则金融自由化对金融危机概率的影响成为负数，也就是说，金融自由化不可能造成金融危机。同样，假如将“合同实施”这个指标由最低移到最高，则金融自由化对金融危机概率的净影响将由4.732降低到0.980。这些回归结果表明提高制度质量在控制金融风险方面的重要性，但是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制度质量的提高绝非朝夕之功，一个国家中法律被尊重的程度、实施合同的质量、官僚系统的效率以及****的程度等，都是经过长时期的积淀与熏陶而形成的，难以在短时期内培养造就，可见政府在提高制度质量方面任重道远。在对亚洲金融危机根源的探讨中，有很多文献认为“东亚模式”乃是危机爆发的深层次根源，“东亚模式”中的裙带资本主义倾向，使得东亚各国在法律秩序、合同实施质量、官僚行政部门的效率以及****程度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制度质量的弊端，这些制度质量问题扭曲了政府、企业、银行的相互关系，造成大规模的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投机行为，结果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部门危机。

三.结论

作为一个制度变迁过程而言的金融自由化，在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一定的制度变迁成本，这个成本就是金融体系中由于金融自由化的推进而产生的金融脆化现象。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那些金融部门自由化的国家，确实更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金融脆化并非是金融自由化一开始就出现的特征，而是在金融自由化过程开始一个时期之后出现的症状;统计数据还证明，较弱的制度环境使得金融自由化更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尤其是在那些法律规范不健全、****盛行、官僚系统无效率、合约实施机制脆弱的经济中，金融自由化更容易引起银行危机和金融脆化现象。经验研究的结论表明，金融自由化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中最常见的就是金融脆化，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体系良好运作所必需的制度环境没有建立起来，制度质量难以支持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从而使得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增大。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金融自由化过程是一个涉及多种经济主体的制度变迁过程，金融体系内部(包括金融工具、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制度演进，不可避免地要求非金融体系的制度演进的配合;同时，金融自由化从本质上来说是政府对于金融体系的监管行为不断变迁的过程，金融自由化会带来政府金融监管方式、金融发展战略、金融政策等的相应变化，而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对金融部门的运作以及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产生影响。一个运作良好的有效率的制度环境，会对金融自由化的推进提供稳健的宏观经济背景，保证金融自由化的顺利进行并有效地减轻金融脆化的程度。制度质量是决定一国金融自由化成功与否或者说是决定一国金融脆化程度的重要变量。“制度质量”概念的提出，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中减轻金融脆化避免系统性的银行风险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A. Demirgüç-Kunt & Enrica Detragiache(1998):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917, May.

T. Hellmann, K. Murdock & J. E. Stiglitz(1994): “Addressing Moral Hazard in Banking: Deposit Rate Controls vs. Capital Requiremen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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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G. King & Ross Levine (1993b):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08(3).

Ross Levine (1996):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678.

Marco Pagano (1993): “Financial Markets and Growth: An Overview”, Europe Economic Review, April, 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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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ven Glick, Ramon Moreno & Mark M. Spiege (2001, eds.): Financial Crisis in Emerging Marke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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