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了关于均衡汇率的反思的内容，供大家参考，接下来我们一起仔细阅读下吧。
【摘 要】文章在讨论均衡汇率的存在性、唯一性的基础上，探讨了现有文献中均衡汇率的测度、汇率失衡与调整等研究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了多重均衡的存在可能是汇率制度选择多样性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均衡汇率;测定;反思
关于汇率的研究文献可谓浩如烟海，然而我们对汇率所知仍然有限，关于汇率制度的安排，到目前为止，似乎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能找到其合理存在的理由。人们转而研究均衡汇率，希望能从均衡汇率的研究中探讨汇率误置(misalignment)，以期能对各种汇率制度进行评价，对汇率的未来走势作预测。但就失衡的汇率如何走向均衡的文献不多，研究汇率的生成机制可以看作是考察汇率如何走向其均衡状态的一种方法。本文试图对现有的关于均衡汇率的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考察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指出多重均衡汇率的存在，可能是各种汇率制度均有其存在的某些理由，从而没有单一的的汇率适用于所有的国家。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并讨论均衡汇率;第二部分讨论均衡汇率的测定;第三部分讨论汇率的失调及可能导致的后果。
一、关于均衡汇率的文献回顾
对均衡汇率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购买力平价理论，而斯坦福大学的纳克斯首先提出了完整的均衡汇率概念：能够使国际收支实现均衡的汇率。斯旺提出，均衡汇率是与宏观经济、内外部经济均衡相一致的汇率，内部均衡是指经济实现了潜在的产出水平，外部均衡是指资本项目实现国家间可持续净要素流动。
国内学者对均衡汇率的看法与上述观点不一致。姜波克、许少强、李天栋(2004)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均衡汇率的概念：在国际收支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前提下，能够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的汇率就是均衡汇率。而且是中短期的名义汇率，这样就可以把国内外的货币市场、资产市场都纳入考虑的范围。他们还对均衡汇率进行了分类，认为均衡汇率不是一个固定的值，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区间，区间内币值较低的部分对应着“投资倾向的均衡汇率”，币值较高的部分对应着“消费倾向的均衡汇率”，这样就为汇率政策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使均衡汇率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政策工具，从而可以调节总需求，也可以调节总供给。张斌(2004)认为均衡汇率是中长期内与经济福利最大化保持一致的汇率水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真实汇率水平调整到与均衡汇率相一致的水平是宏观经济决策的一项核心任务。
以上观点都基于一个假设：经济中确实存在这样的均衡点，其存在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均衡汇率存在与否，文献并未从学理的角度给出明确的表述。现有的文献都是根据自身探讨问题的需要出发，来考察均衡汇率的，难免带有主观性。这是其一。
其二，即便对均衡汇率的存在性没有疑义，均衡汇率是否是唯一的也值得探讨。事实上，汇率的动态发展变化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汇率的剧烈的不连续变化促使人们怀疑可能存在“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DAN CIURIAK(2003))，单从均衡的角度来讲，可能存在一个低利率的能促使经济增长和稳健发展的“好”的均衡汇率，也可能存在一个利率高、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缓慢的“坏”的均衡汇率，它与“好”的均衡汇率可能差异很大，而外部的冲击可能就是促成均衡汇率从“好”的均衡汇率向“坏”的均衡汇率变化的原因。目前探讨均衡汇率的文献多数只考虑了“好”的均衡汇率的情形，这是值得商榷的。
其三，均衡汇率是一个不可观测的量，需要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采用一定的方法进行估算。一些文献直接采用购买力平价(PPP)所确定的汇率作为均衡汇率，但由于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存在，而且各国的这一比例差异很大，以购买力平价确定的汇率作为均衡汇率是有问题的。
其四，均衡汇率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量。无论是内外均衡，还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均衡汇率，无疑都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如果是这样，就有必要区分是均衡汇率随经济形势而动态变化还是在多重均衡的框架下，从一种均衡状态跳跃到另一种均衡。丁剑平(2002)“在实际操作中，汇率调整何时达到新的均衡点连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
而研究均衡汇率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给汇率寻找一个基准，以期对当前汇率是否失调，其严重程度如何，从而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规避汇率风险。同时，均衡汇率也给私人部门和政府预测汇率未来走势，提供了一个判断的参考依据。因此，无论是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制度下，寻找合适的汇率水平，都是央行官员和学界人士十分关心的问题。
正是因为汇率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搞清楚前述四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无法观测的经济变量，均衡汇率的多重性和动态变化，正是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绝对优于其他制度安排的原因，似乎各种汇率制度安排都有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各种汇率制度安排又不能简单地应用于其他经济体。
二、关于均衡汇率的测定
最早对均衡汇率进行测定的是Williamson，他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恒等式入手，将经常项目进一步表示为国内总产出、国外总产出和实际汇率的线性函数，在线性函数的基础上可以求出均衡汇率，其测算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确定资本项目的均衡水平。
对均衡汇率的计算目前主要有下述方法，第一种是相对购买力平价法，第二种是局部均衡和贸易方程法，其局限是仅仅考虑贸易均衡，第三种是一般均衡的均衡汇率计算方法，其中简约一般均衡计算方法分为大型(Williamson 的FEER)和小型(卜永祥的DLR方法)模型。
而IMF的McDonald(1998)提出了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对美元，德国马克在20世纪80年代的变化有很强的解释力。行为均衡汇率理论利用协整分析方法，直接估计实际汇率与基本经济因素之间的长期的稳定关系，并可进一步利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VECM)估计短期中汇率偏离长期均衡水平的方向和大小，以及调节到均衡水平的速度。张志超(2001)利用行为均衡汇率理论对香港的汇率进行了研究。
这一方法逐渐为国内学者所采用。张晓朴在1998年测算了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及失调状况;刘莉亚、任若恩(2002)采用Edwards的ERER模型来测算人民币的均衡有效汇率，得到的结论与张晓朴的非常接近。秦宛顺、靳云汇、卜永祥(2004)通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贸易条件，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盈余等经济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来估计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探讨了人民币实际汇率，采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VECM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度。
这种方法利用协整分析技术，考虑了数据间可能存在的单位根问题，考察了数据的平稳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伪回归”的问题。利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能分析短期中汇率对长期均衡汇率的偏离度，偏离方向，因而能对近期汇率的大致走向有一个了解，并能估计出汇率向其长期均衡水平回归的速度。这里，模型中的均衡汇率是通过寻找与经济的基本面之间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的这样一种汇率来估计得到的。
笔者认为，该方法可能存在几个问题：其一，模型对异方差问题没有充分考虑，如果在汇率的决定过程中，或者说汇率的生成机制发生了变化，比如由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制度变化，模型中的异方差问题是不能忽略的。
其二，就协整关系而言，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可能不止一个，可能存在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相应的，我们可以估计得到两个或以上的均衡汇率值，那么，我们该以哪一个均衡汇率值为准呢?所幸的是，前述文献中所采用的样本数据都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另一方面，这样的协整关系很有可能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涉及到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均衡汇率的存在性问题。因此，这种方法得到的均衡汇率，更像是一个样本问题而非经济本身的问题。
其三，在实际汇率与经济的基本面的协整关系探讨中，各种文献所采用的描述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差异较大，刘莉亚、任若恩(2002)采用的是贸易条件、政府对非贸易品的花费、贸易限制与交易控制制度、技术进步、偿债率等;张志超(2001)采用的是贸易条件、资源差额、投资率、经济体的开放度等指标;秦宛顺、靳云汇、卜永祥(2004)采用的是中国对外贸易条件、中国相对技术进步率和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等指标。张晓朴采用的是贸易条件、经济开放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等指标。其协整关系是否和指标选取有关，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其四，虽然该方法说明了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度，也对短期中汇率失衡提供了一个向均衡汇率调整的方向和大小的量度，但是，该方法并未告诉我们失调的汇率是怎样，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向均衡回归的，而这是至关重要的。
三、汇率的失调及其后果
关于汇率如何向均衡汇率回归，现有文献研究得不多。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看，研究汇率的生成机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迪。
事实上，汇率的生成机制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探讨汇率如何内生地走向均衡，不至长期失调。与此相应的，关于汇率制度的选择实际上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对均衡汇率的追寻与调整机制的安排。浮动汇率制度认为可以通过汇率的自由浮动，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汇率的短期失衡可以自动地向其均衡水平复归。但事实表明，真正实行完全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的国家并不占大多数，许多宣称实行自由浮动的国家或多或少的都在对汇率进行干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汇率安排和汇率管制》中，将成员国的汇率制度分为八类：第一类，无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第二类，货币局制度;第三类，盯住一国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第四类，水平带盯住制度;第五类，爬行盯住;第六类，爬行带内浮动;第七类，不事先公布干预方式的管理浮动制;第八类，单独浮动。而Fischer(2001)将以上的汇率安排归纳为三种：“硬”盯住制;中间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
然而，上述分类方法是基于成员国自己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的汇率制度安排。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各国事实上的汇率表现来研究其实际上实行的汇率制度，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0，2001)根据汇率波动率、汇率变动的标准差以及外汇储备的波动率来考察各国实际所实行的汇率制度，将汇率制度分为：浮动汇率制度、中间汇率制、固定汇率制和其他汇率制。他们的研究表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占1/4多。实际上，实行中间汇率制度，使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随经济的基本面的变化而变化，正是汇率向其均衡水平回归的一种制度安排。当然，这种安排并非没有弊病，当受到强烈的外部冲击的时候，这种制度可能会难以为继。就均衡汇率而言，外在冲击可能使其从“好”的均衡汇率向“坏”的均衡汇率突变，经济在低速增长的趋势中保持均衡。
而固定汇率制度则力图使汇率就稳定在其均衡水平上，或者，将汇率与某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挂钩。当然，这种汇率制度的安排自有其优越性，学术界已经讨论得比较充分(比如姜波克(2001))，这里无须赘言。但是，这种汇率制度安排存在一种潜在的问题，如果所固定的汇率与经济均衡发展所要求的汇率不一致，则它是不能调整到均衡水平的，即它的调节机制僵化。如果在长期内这样的失调得不到纠正，必然会累积潜在的汇率风险，这样的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很可能以一种剧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比如金融危机。或者，政府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将这种潜在的风险化解，采用其他的政策措施，比如资本管制等。但这样的措施可能会导致经济偏离其最优的发展路径，换言之，经济可能以低的增长速度，高的失业率等方式将这些潜在的风险转化为这样的经济代价。而导致经济低速发展、失业率高等经济问题的原因很多，汇率失调仅仅是其中的可能原因之一，人们也许不会过多关注于汇率的失调对经济的影响，只有当汇率失调成为或者即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威胁的时候人们才会将目光集中于汇率问题。近一段时间来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可能就是这样的例子。
关于汇率失调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比如爆发金融危机，经济严重衰退，或者以更缓和的方式，比如经济增长放慢，以及其他一些潜在损失，学术界更多的是从研究各种汇率制度的绩效来考察的(唐建华，2003)，尚需实证支持。
事实上，上述关于汇率失调的潜在后果并不只是针对固定汇率制度，中间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而关键的问题是哪一种制度安排能有效地低成本地将失衡的汇率向其均衡水平回归。而多重均衡汇率的存在，可能使各种汇率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意味着，现实世界中各种汇率制度都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下达到其均衡状态，表现出相对合理性。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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