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过程通常被视为区别于政治制度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对政治或政府的行为、运转、程序及其与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实证性研究。
这种方法发端于本特利和杜鲁门,流行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时期。它把政治生活看作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主张把政治过程当作政治分析的核心内容。政治过程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动态的政治学,它为政治学家描述和解释政治现象提供了一种分析工具。1908 年美国政治学家本特利出版了《政治的过程》一书,首次把政治过程当作政治分析的核心。杜鲁门在《政府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杜鲁门采用科学的、经验的分析方法代替了哲学的、定性的、规范的分析方法,用政治“实际是什么”的思路代替了政治“应该是什么”的思路,并通过大量的实证资料进行经验性讨论。在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经验性研究基础上,他将美国政治描绘为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和讨价还价的结果①。阿尔蒙德等人合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更多地给予政治过程研究以方法论地位②。50 年代后,“政治过程”成为政治分析中的重要概念,政治过程是由政治行为者在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过程中的一系列互动行为构成。政治过程赖以运行的动力是权力,权力是实现团体和个人各种重大利益的最有效手段。从某种意义上,政治过程就是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权力斗争的各种形式,如立法、司法、行政、决策、暴力、命令、操纵、协商、鼓动、游说等政治活动,是政治过程的重要内容。
公共预算既有技术属性的一面,亦有政治属性的一面。公共预算的核心是利益之权威分配的政治过程。公共预算的特征主要有政治性、民主性、公共性、法治性。政治性主要表现为:公共预算由权力机关审批和制定,权力机关对预算行使控制职能。民主性主要表现在:公共预算活动以民主方式开展,国家权力机关能够通过民主表决控制公共预算。公共性主要体现为:公共预算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应成为公共预算的主要导向。法治性主要体现为:公共预算活动应纳入法治化轨道“,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依法理财。公共预算的灵魂在于依法监督与控制行政权,立法机构通过民主方式将社会成员对公共财政活动的集体意愿上升为法律,使社会成员的意志得以约束、规范、监督政府公共财政活动,确保政府公共财政活动符合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
现代公共预算①近两百年来在西方国家的探索实践中逐渐形成,主要有五种模式。
(1) 分项排列预算(line - itembudgeting) 是美国最早出现的具有现代管理意义的预算管理模式。内战结束后,面对日益扩大的政府职能和公共事务,政府与议会无法再将预算当作反映资金流向的“一般性陈述”,而是注重将预算视作一种资金管理手段,将资金管理与项目联系起来,以保证支出优先顺序,确定能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这种管理模式以预算支出的若干特定目标为核心,采用分项排列的方法依次列出特定目标的预算资金,由拨款机构加以拨付。
(2) 上个世纪60 年代前后,有国家提出并采用规划- 计划- 预算模式( PPB) 。它以计划为中心,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把目标规划、计划制订与预算编制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旨在增进政府预算执行效果的“方案导向型”预算管理模式。规划- 计划- 预算模式强调预算与政府的五年或长期计划联系,客观上强化了行政首长的预算权。
(3) 上个世纪70 年代初,美国各级政府开始将原属于私人部门的目标管理方法引入公共部门,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预算管理模式。目标管理预算模式注重预算项目执行的效率,为行政权力更好地控制预算做了一种策略尝试。
(4) 1975 年,美国行政管理与预算局要求所有机构必须提交机构目标及其财政年度预算。零基预算一反公共预算上的“渐进主义”传统,不按上年度的“渐进增量”来考虑预算,而是对每个部门的工作任务及工作量重新进行全面审核,然后再确定各部门的支出预算。
(5) 从上个世纪80 年代起,绩效预算模式形成,这是一种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方式,绩效预算既考核公共资金使用的最终效果,又考核为取得预期效果所开展的工作活动,从而把预算支出和结果有机联系在一起。绩效预算有三个特点:一是绩效评估的精确化;二是考核目标管理者成为绩效责任人;三是把预算当作改善业绩的手段。绩效预算模式作为当代西方国家“再造政府”运动的重要配套措施,不断得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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