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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 世纪80 年代初期以前实施计划经济核算体系，199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绿色经济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实践方面，2002 年中国修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增加了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可视为中国绿色经济实践的雏形。2004 年春季国家正式提出的绿色 GDP 考核，并由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 绿色 GDP 核算) 研究》项目，这种核算方法下的绿色 GDP 就是从传统的 GDP 中扣除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成本，将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 GDP”可概括为“四减一加”，即: 减去资源能耗、环境退化、生态破坏、污染治理的成本，加上环境和生态改善带来的效益后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尽可能真实科学地反映国民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
最初的计划是在东北、华北、西北、华南、东南、中南各选一个省试点。由于一些省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到 2005 年初，试点省份最终确定为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十个省份。试点工作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是建立地区环境核算框架，二是开展污染损失调查，三是开展环境核算。但 2006 年《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公布后，不少省份就立即要求退出核算试点。至此，绿色 GDP 遭遇搁置，不再公布。但绿色 GDP 的实践并未停止，无论是政界、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在致力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等各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索、研究和实践。在此过程中，“绿色 GDP”也并未被彻底摈弃，2009 年底，作为过渡性规范的《中国资源环境核算体系框架》进入了多部门会签阶段。但该指标体系只表现大气、水、森林等资源的总体数量，并不为其定价，严格意义上并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或绿色经济的评价指标，其约束地方行为的作用非常有限。关于这次挫折，笔者曾撰文分析其中的各方面原因，关键是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如何在制度上合理设计，但这要有个前提，就是如何使这二者有个更紧密联系的机制。
中国绿色经济举步维艰的遭遇表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双重挑战:
( 一) 经济全球化和环境保护全球化
中国传统的经济呈现自给自足的特点，中国古代哲学、政治和经济制度都特别提倡经济的非商品性，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也主要是自力更生的封闭式经济。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同步发展，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国际市场，经济对外依存度迅速提高。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刺激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外国资本的进入，中国经济急剧地转向市场化并与全球经济接轨，商品经济的趋利性使科斯定律环境成本外部化效应在中国高度显现出来; 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经济并没有经历西方国家渐进的发展成熟过程，对市场经济弊端特别是环境问题弊端的认识能力和修复能力相对更薄弱，环境问题的恶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的挑战，而中国应对这种挑战的准备和能力都存在先天的欠缺。
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了全球环境保护的合作。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产业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也就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居多，这使得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资源，而且在出口产品的同时也把诸如温室气体、废弃物排放等环境问题留在了中国;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技术水平不高的夕阳产业，这在实质上并不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长较为迅速。1970 年到 2007 年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长了 7 倍多，2007 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1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 32． 5 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了 6%，成为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大国。在日益强烈的国际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下，中国政府于2009 年 9 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诺要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争取到2020 年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有显著下降。2009 年 11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 2020年，中国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40 － 45% 。中国必须找到一条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型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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